《材料与注释》收录了洪子诚教授的学术论文：主体为对部分当代文学史料的钩沉，以材料与注释相对照的形式呈现，材料包括重要讲话稿、会议记录等，注释补充了相关的历史背景、文学事件、人物关系，展现出历史现场的复杂局面，使得不熟悉当年材料的学生及研究者可以获得更全面的理解；另外的文章为对于当代文学史写作及教学的探讨。
洪子诚，广东揭阳人，1939年4月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与人合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与人合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文学与历史叙述》等。
道德与权力的关系
(节选自《“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
作为一种道德尺度，和“两面派”相对立的真实、真诚等自然不是无足轻重;无论是从个体品格修养，还是从社会关系的维系层面上看，都是如此。但在回顾“当代”文艺史时，我们见到的一个事实是，那些义正词严的道德捍卫者和指控者，他们使用的也可能是不那么“诚实”，甚至可以说也是类乎“两面派”的手法。譬如，丁玲的历史问题在她去延安之后已有结论，却在没有提供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坐实她的叛变自首，然后滥情地施以“不忠诚”的指斥。在对丁玲的批判中，还采用了以作家的思想言行来解释她所写的人物，又以对人物的阐释反过来构造作家形象的循环论证：先说丁玲是个人主义者、变节分子和反党分子，然后说她笔下的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陆萍(《在医院中》)也同样极端个人主义、变节和反党，接着又将这些人物与其创造者画上等号，来进一步落实丁玲的罪名，得出“丁玲、莎菲、陆萍其实是一个有着残酷天性的女人的三个不同名字”的结论。
又譬如，周扬等明明没有看过鲁迅答徐懋庸信原稿，却说已经到鲁迅博物馆看过，信誓旦旦地说这封信是冯雪峰笔迹，鲁迅只改了四个字，用来证明冯雪峰操刀代笔，蒙蔽鲁迅。明明对冯雪峰的批判，是一开始就精心策划的行为——召开过多次会议，商讨批判内容、步骤、方法，布置有重磅炸弹效果的发言，组织30年代左翼文学界人士当场表态呼应——可是在和冯雪峰谈话时，却说“斗争丁玲，不斗争你，群众是不服的”;“批判胡风时，没有批判你，党外党内都有人有意见”;本来准备做总结了，“但中央认为还没有斗争透”：总之，斗争冯雪峰似乎是迫不得已，非他们所愿。再譬如，1962年8月的大连会议，会议之前邵荃麟与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多次商议，获得一致意见，周扬还在会上作长篇讲话，完全肯定邵荃麟他们的看法。但是，在1964年中宣部和作协展开的批判中，一切“罪过”全都归咎于邵荃麟，邵就成为政治风暴将至的“替罪羊”
。当然，在后来周扬等成为“两面派”的时候，新崛起的批判者(江青，姚文元)采用的，也是断章取义、任意编排、引申发挥的“不诚实”的方法。而“文革”过后，当年“真理化身”的姚文元，也同样获得“两面派”
“披上革命外衣”的评语 。指控者与受辱者位置的错动甚至互换，是当代史的奇观。当受辱者被推上“不老实”
“两面派”的审判台的时候，指控者自然获得了道德优势，一旦他们的权力地位失去，立于“道德制高点”上的就是另一些人。“两面派”的道德恶名，原由周扬等加诸丁玲、冯雪峰头上，不久就落到他们自身。而当初道义凛然的姚文元，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历史的吊诡，也许可以用“悲喜剧”来描述。
这样描述发生在当代文艺界的这些事情，并不是要把水搅浑，将历史视作一笔糊涂账，以为人和事没有正误、美丑、善恶之分，那被锁定在“历史链条”上的“零件”(参与者)的思想品格没有高低、贵贱之别，而在于让我们能廓清“当代”政治生活中权力与道德的关系的实质。这也就如有学者在分析历史某个时期权力与道德关系时指出的：在两者无法分辨的时代，“道德唯有在权力的强制之中并且在实体化之形式下始能存在，而权力也是作为道德权威体系之一始能显现其本身的社会意义”
。
文学批评家特里林在《诚与真》一书中，讨论了“真诚”的起源所涉及的社会环境问题。他指出，这个问题只有在个人的“社会流动性”明显增强之后才会出现。因而，“一旦研究真诚问题，我们就要涉及公共意见甚至政治考虑”。在“真诚”的评价标准上，他认为至少涉及这样的问题：进行评价的人是否真诚;一个社会所宣称的准绳与其形态相对应程度;一个社会培育或败坏其公民的真诚的程度。——这些，都与社会环境，社会政治体制紧密相关
。从上面引述的事例可以看到，在“当代”，当道德评价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的时候，办法之一是尽量掩盖道德问题产生的社会环境因素，将它孤立抽象化，将它与社会体制状况分离，看作对纯粹的个人品格的追问，并以此建构那种道德至上的、绝对主义的评价趋向。而这种道德至上的绝对主义，其实正是产生于个体“自由”空间狭小的，“一体化”的社会里。这种“一体化”的意识形态统制，包含权力与道德关系的重要内容。
1957年反右运动发生前，徐中玉在《文艺报》的文章中说到“当代”有这样一种人，他们：
当教条主义还很吃香的时候，他的文章里不仅充满了教条，也积极支持过各色各样的别人的教条主义;当粗暴批评还被当作“原则性强”来看的时候，他不但写过许多粗暴之至的文章，并且也曾实际鼓励了这种敌我不分的风气。……接着情况变了，教条主义终于被揭露为马列主义的大敌，敌我不分的粗暴批评终于被斥为严重的错误，人们大概就会这样想，这种人现在总应该检查一下，坦白那么几句了吧，然而不然，他却又在大写其痛骂教条主义和粗暴批评的文章了。真所谓摇身一变，仿佛他过去什么文章，什么话，什么事都不曾写过说过做过一样。
没有原则的转向、见机行事，自然遭人嫌弃。但是，这种现象如果普遍产生，就不能仅从个体品质上解释。费孝通在他有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中就委婉指出，知识分子对于“百家争鸣”的号召所表现的矛盾、犹豫、摇摆，重要原因是对权力可能深藏的谋略、圈套的担心。这里，费孝通关注了与道德相关的心理现象，和行为的社会根源。换句话说，不少“不真诚”的，或“两面派”的道德现象，不论是强者基于地位权力的觊觎争夺，还是弱者迫于压力，为保护自己而选择心口不一，除了从社会个体的行为品格上观察之外，还存在着应该深入考察的“一个社会所宣称的准绳与其形态相对应程度”，和“一个社会培育或败坏其公民的真诚的程度”的空间。从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的生活经验看，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有时个人连“置身事外”的“边缘化”地位也不能自由选择，在这样的时候不去讨论“环境”问题而专事追究他的“真诚”，确是有点模糊事情的焦点。1955年，中国作协在内部秘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时候，据黄秋耘的叙述，不得不参加会议的陈翔鹤就有这样的感叹：
(陈翔鹤)在某一次谈心中，他凄然有感地对我说：“你不是很喜欢嵇康么?嵇康说得好：‘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你本来并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不想介入人与人之间的那些无原则纠纷里面，也不想干预什么国家大事，只想一辈子与人无患，与世无争，找一门学问或者文艺下一点功夫，但这是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谤议沸腾’，‘频遭怨憎’。”
人在自己生命处理上的无奈，在陈翔鹤60年代初写的短篇《陶渊明写“挽歌”》
《广陵散》中有所流露。就是说，在一个“言论的强迫统一”的社会里，“优秀的人注定只能沉默，大多数人则学会讲两种语言：一种在他们自己的四壁里的本来的语言，以及一种不是本来的，在公共领域里所说的语言”
。不追问社会情境、制度，不解析权力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只严苛地纠缠个人道德，只能说是轻重不分。
从这里可以提出的问题有，为什么“道德”拥有“超凡权力”的规范性力量?为什么它具有“终极评价”的地位?谁有资格、权力做出道德评价?审查者在指控他人的道德问题时，是否便证明他的“道德纯正”，而可以使用任何(包括“非道德”)的手段?后面这个问题，涉及“目的”和“手段”的关系。50年代斯大林事件之后，美国作家法斯特宣布脱离共产党，中国文艺界对他展开批判。巴金在他的文章里就触及了令自由知识分子苦恼的这个问题
。“目的”的崇高自然可以抵消在手段上的“不道德”，不过，从“当代”文艺史看，当年标榜的正义、崇高目的(捍卫“正确文艺路线”、还原“历史真相”等等)，许多都未能经得起检验。退一步说，即使承认目的的崇高性，这样的忧虑也不能完全消弭：“以太过无情手段促进的人性理想，有变成其相反物的危险;自由，变成以自由为名而行压迫;平等，变成以维护平等为名而久居不去的新寡头体制;
公道，变成要打破一切不妥协，人类爱则变成怨恨所有反对以残暴手段达成人类爱之人。”
也是在1957年，施蛰存在《才与德》的文章中说，“任人以德，现在恐怕不很妥当，因为我们在最近20年中，经过好几次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
这看起来是“士”对“君主”谏言的现代版本，目的当在争取“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不过，里面似乎也透露了对“当代”“道德主义”趋向的警惕;这种“道德主义”是在承担推进“一体化”思想政治体制的功能，是在促使这样的现象产生：一边是绝对的纯洁正义，另一边则完全是欺骗和邪恶——端看谁掌握着权力而进行这种二元的道德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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