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廷堪_刘舫著_9787561387399

《凌廷堪》讲述了中国古代著名礼学家、经学家、音韵学家凌廷堪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表现了他在写史方面的耿直不阿，在古代“燕乐”上的探索，对科学历算的精通，尤其是他在礼学方面的探索、具体观念以及贡献，分析其在中国礼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礼经释例》，详略得当，充分表现出了凌廷堪的多才多艺及多方面的贡献。

实事求是论史事
　　凌廷堪从读书开始就酷爱读史。当时的人评价他说：能够涉猎各种历史书籍，对于历史掌故了如指掌，与学友谈论史事滔滔不绝，即使谈到常被人所忽略的史实，他也能洞察细微，尤其是对历史的发展和历代史家的各类评论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作为史家的职责就是根据事实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才能作出自己的评判。凌廷堪最痛恨的就是史家出于某种个人的喜好，对事实妄加褒贬。由于史书是要流传给后世的人看的，不恰当的评判会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正确看法。
　　我们知道，儒家经典中的《春秋》一书，是中国历史上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的历史，后来经过了孔子的修订，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就成了史书的统称。《春秋》最初原文仅一万八千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一万六千多字。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井然有序。然而，就因为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的“传”相继出现。其中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穀梁喜的《春秋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也被列入儒家经典。按照儒家的观点，孔子编写《春秋》其中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警戒那些乱臣贼子不可有觊觎王权的僭越之心。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说明孔子是根据历史事件的性质、情形和结果而选用不同的字词来表达对该事件的评价的，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春秋笔法”。这里不妨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来领略一下所谓的“春秋笔法”。《春秋》记载：
　　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对《春秋》这句经文隐含的褒贬用意的解释是：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这件事的原委是这样的，鲁隐公元年（前722），郑国国君的弟弟共叔段图谋夺取他哥哥郑庄公的君位，庄公发现了段的不轨企图后，便施巧计，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段，诱使共叔段得寸进尺，肆意妄为，愈加骄横，最终使其陷入设下的圈套，并在一个称之为鄢的地方，使用武力打败了共叔段，迫使他仓皇出逃。通过《左传》的解释，我们可以体会到《春秋》的褒贬是非常明确的。共叔段是郑伯的胞弟，但在行文中没有写出，为的是指责段对兄长的无礼；用“克”这个记录两国君主交战的字来形容两人的交战，是对他们兄弟相残的挞伐；用“郑伯”而不称国君，是讥讽郑庄公没有为国民树立好的榜样；在这种情况下段被打败后应该写他“出奔”，但此处没有明写，也就是暗寓着责难他的意思。这样撰写历史的方法就叫“春秋笔法”。
　　按照“春秋笔法”这个写史的标准，任何人只要作出与自己身份不符合的举动，都将在史书上遭到严苛的批评甚至是定罪。所以《春秋》一书也就成为历代史家借来臧否历史人物、表达己见的媒介。对于这种上古流传下来的历史写作方法，凌廷堪在《汉顺帝论》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春秋》在褒贬历史人物的同时是有写作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为贤者讳”。如《春秋公羊传》就解释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意思是说对于尊者、亲人和贤者的恶事、丑事，应该站在道义的立场上“隐恶扬善”。其实，所谓“隐恶扬善”，也就是对史实作有意识的加工和处理。比如，范晔编写的《后汉书》对汉顺帝的记述就是贬损居多，认为汉顺帝不能自砺，不敢改革，而是倚重宦官与外戚，所以对他严加苛责。史载，汉安帝死后，阎皇后没有儿子，于是先废除了安帝的独生子济阴王刘保，然后找了个幼儿刘懿来做皇帝，想自己垂帘听政，掌握朝政大权。刘懿做了七个月的皇帝就死了，宦官曹腾、孙程等十九人便发动宫廷政变，赶走了阎太后，将时年十岁的刘保拥立为帝（汉顺帝），改元“永建”。随之，参与拥立刘保的宦官全部得以加赏封侯。由于汉顺帝的皇位是靠宦官得来的，加之年幼且性格温和而软弱，所以朝政大权也就交给了宦官。后来宦官们又与外戚梁氏勾结，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梁氏专权。
对于范晔对汉顺帝的评价，凌廷堪十分不满。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汉顺帝也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做皇帝时，还只是一个刚满十岁的稚童，当时文公武将济济一堂，他从谏如流，赏罚分明，尊崇儒术，在位二十年，俨然有中兴之象，绝不像范晔写的如此昏庸无道。令人不解的是，范晔对汉武帝任用皇后的弟弟田蚡，东汉章帝任用皇后的哥哥窦宪，这同样的重用外戚的史实却不加贬责，其实是为这两位在历史上素称有作为的皇帝“讳”。由此，凌廷堪指责范晔是“无是非之心，拂好恶之性也”。可见，凌廷堪在这里明显地将《春秋》和作史区别开来考虑。在他看来，《春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作史者可以参考《春秋》的义例，但是下判断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春秋》的评判是慎之又慎的，而后人只知道以自己的认识下结论，而抛弃了《春秋》评判谨慎的原则。
　　正是基于《春秋》“隐恶扬善”的原则，凌廷堪对北宋历史学家欧阳修按照《春秋》之例所作的五代史也提出了异议。欧阳修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所编写的《五代史》之所以后来被称为《新五代史》，是为了与北宋初年薛居正所作的《五代史》相区别，人们习惯上称后者为《旧五代史》。虽然欧阳修在史料上基本采用薛书，但是书中提出的“正名定分，求情责实”的原则却为后世很多史家称道。
然而在凌廷堪看来，欧阳修虽然拟定了严密的义例，但是他并没有按照自己制定的原则来编写历史人物，如对后梁短命皇帝朱温的处理就是一例。朱温早先参加黄巢起义，后出卖起义军，投降唐朝，被唐昭宗赐名“全忠”，封为梁王，成为唐朝的封疆大吏。后来他杀死唐昭帝，又废唐哀帝自立，建立后梁，于公元907年称帝，共在位六年。综观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没有一个皇帝像朱温那样，建立王朝后没几年就毁在自己手里，原因竟是“爬灰”。朱温好色，有几十个老婆还不满足，连宫女也不肯放过，最后统统糟蹋了一遍。更荒唐的是，朱温又看上了两个儿媳妇，每次出兵打仗时，他同两个儿媳一起坐在大车上检阅军容，左拥右抱，唯恐天下不知。他跟士兵训话后，士兵们都交头接耳地说：“看，皇帝又带着儿媳妇出来了。”朱温最终被他的亲生儿子朱友珪杀死，当然也是罪有应得。对于这样一个不知廉耻的皇帝，欧阳修在《五代史》中将他列入“本纪”，也就是按照皇帝的身份来定位，然而朱友珪的行径与他父亲的所作所为相仿，他弑父后自立为帝，却被欧阳修归属到“家人传”中，也就是降为大臣的身份，如此的前后矛盾，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凌廷堪指出，朱温政权“肆虐社稷，绝灭三纲”，本来就不值得大书特书，只因为他在历史上曾经做过皇帝便将他写入“本纪”而位列帝的级别，不能不令人产生疑惑。然而，欧阳修之所以为后梁正名，并不是要为朱温正名，真正的原因是他考虑到后梁与北宋的渊源关系。我们知道北宋政权是篡位后周而建立的，后周上承后梁，从谱系上讲后梁是北宋的“祖父”，如果欧阳修不将后梁朱温列为“帝”，又怎么能凸显出北宋王朝的正统性呢？所以，凌廷堪认为，不按照史书的义例去写史，而是怀着某种特殊的目的去篡改历史，这样编出来的史书势必难圆其说，从而也就失去了它的公正性。
　　由此可见，凌廷堪认为编写史书首先考虑的应是史实，只要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就算已经被盖棺定论，只要它偏离历史事实，都应该给予重新定位。如在《书宋史史浩传后》一文中，凌廷堪公然为秦桧、史浩翻案。秦桧与史浩历来都被认为是南宋劣迹昭著的投降派代表，人们对他俩无不恨之入骨。蒲松龄编写的《聊斋志异》就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当时青州有一个姓冯的中堂家杀了一头猪，剔去了皮毛之后，只见肉上写有“秦桧七世身”五字，厨子没有理会，准备把这猪肉煮了吃，不料其肉恶臭，根本不能食用，最后只能全部用来喂了狗。可见秦桧在人们心目中就连猪狗都不如。然而凌廷堪却为之辩护，他认为秦桧和史浩在当时之所以不赞成对金用兵，那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现状所决定的，如果不综合考虑对金用兵所产生的后果，就认为主张议和罢兵的人物一定是奸臣或者无骨气，这种历史认识是十分肤浅的。
　　在《书元史陈祖仁传后》一文中，凌廷堪甚至为元朝统治者没能重用扩廓帖木儿而让明太祖朱元璋坐拥天下而感到遗憾。可见他完全是站在历史的角度考虑问题、评判人物的，而不是按照人们通常惯用的“以成败论英雄”的标准来审视历史人物，因为一旦基调定下来，英雄只会越来越英武，败者只会越来越不堪，没有人会再去重新审视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凌廷堪还写了《十六国名臣序赞》，为那些历史上所谓的僭盗或者割据者唱赞歌，还他们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他说翻开十六国的历史，映入眼帘的都是些臣子尽忠竭义的事迹，他们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开国元勋相比都毫不逊色，只是由于他们生不逢时，又都被视为夷狄，所以一再遭到持有正统观念的史学家的歧视和贬损。相比之下，与十六国同时的西晋政权仅仅占有中原的四州辖地，先后也只有四个皇帝，从建国到亡国，也只有短短的五十余年，但是在唐代编写的《晋书》中，描述西晋历史的比重是北方延续一百三十多年的十六国历史的七倍，其原因就是西晋占有了中原的正统地位，真是“扬之则腾九天，抑之则入九渊”，出于一己之私削抹史实。凌廷堪感慨道：“夫尼父之作《春秋》，亦书荆楚；左氏之撰《国语》，不遗吴越。地虽居于僻陋，事无妨于阐扬。”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当初孔子作《春秋》，仍然保留了荆楚之地的历史；左丘明作《国语》，也收录了吴越地方的情况，并不因为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或是蛮夷之地而区别对待，该得到发扬光大的仍把它记录下来。可是后来的人就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出于私念来编写史书，从而使人无法知道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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