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并不局限于财经界；一个毫无风险绝对安全的社会或经济个体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人们每天都会面临风险。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往往极常见，且常常是在我们无意识状态下发生的。
　　本书用九个案例深入探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待不确定性风险的态度，帮助人们理解风险、接受风险——变化无常的世界确实充满了危险，但也充满了美妙的可能性，只要我们有洞察风险的能力和决断的勇气，就有超越自我可能性。波莉?莫兰从九个不同的方面，探索了我们应该如何保持优势，学习当个“聪明的冒险家”。

　　多数人在行动之前，总会在心里琢磨：这件事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值得冒着风险一试吗？
　　“风险”到底意味着什么？谈及风险,我们首先联想到的是焦虑、危险，甚至恐惧。但“风险”并不等于“危险”，二者虽然意思相近，却不是一回事，不必谈虎色变。而现代社会对于个人安全的过度强化，更使我们失去了部分本能：“我们的冒险基因开始颓废、渐趋式微，这让我们濒临颓废的危险漩涡之中，遗忘了如何保住优势的能力——由此错失了许多良机。甚至凡事以安全为先，置其他所有优势于不顾。”诚如阿兰?德波顿在《冒险的智慧》后记中所说，“我们正在淡忘人类一次次机智地冒险，实际上是推动人类前行的动力。”
　　毫无风险绝对安全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我们每天都会面临风险。而且在当今社会，风险比以前更多，有时候虽然你并没有冒险，但实际上却正处于风险之中，诸如飞来横祸，路上遭遇交通事故；新出台的政策或者国际局势变化，引发经济局势发生变动，导致股市大跌，血本无归，等等。
　　在这样一个风险接踵而至的世界里，如何做个聪明的冒险家，管控风险，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呢？
　　制片人波莉?莫兰作为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所创立“人生学校”的教师，应世界五百强、欧洲著名资产管理集团安联投资的邀请，写就了《冒险的智慧》一书，该书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统计学等方面讨论“风险管控”的主题，指出在丰富完整且值得一活的人生中，学习洞悉风险是多么不可或缺。
　　在《冒险的智慧》中，作者用九个精彩绝伦的故事，分别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应对风险”的心态，适应人生风险的智慧以及如何在不确定性的生活中挖掘奇妙的可能性。虽然我们全都过着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生，但只要我们有洞察风险的能力和决断的勇气，洞悉“冒险的智慧”，保持住自己的竞争优势，人人都可以是“聪明的冒险家”！

　　我们每个人都是冒险家
　　伊丽莎白.科里、文焯彦（安联投资联席董事）
　　为什么一个投资经理会去出资支持一本有关风险的书，而这本书所提到的风险却又只是来自于日常生活，跟金融领域毫不相干呢？
　　应对风险——根据客户需求管控风险——是一名投资经理的本职工作。风险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仅仅只是一个概率性的问题而已，也就是出现或正面或负面的结果的可能性。照理来说，一个职业投资者每天都在资本市场冒风险，是增持，还是减仓，抑或是按兵不动？一个成功的投资经理一定是个成功的冒险家，一个始终拥有优秀决断力的人。
　　不过，风险并不局限于财经界；一个毫无风险的社会或经济体，让人无法想象。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人们每天都会面临风险。但是，“风险”一词却在使用时承载了过多负面的弦外之音。的确，当谈到风险，我们联想到的是焦虑、危险，甚至恐惧。结果就是我们养成了规避风险的习惯，而这有可能对我们的决断力产生损害，不仅有碍于我们个人的行为，还有可能侵蚀我们的制度和社会，影响大众舆情。
　　对风险的研究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对于人类是如何面对风险和未知这一课题，社会学、心理学甚至行为金融学都做出过精湛的回答。不过有些时候，纯概念式的方法也许会让人们觉得远离了日常的生活经历。
　　为了探寻如何帮助人们从心智和情感两个方面重新认识风险，安联投资开始与人生学校展开合作。我们邀请波莉.莫兰担当常驻作者一职，说其“常驻”倒不是指物理上的空间概念，而是日常生活中风险与回报领域中的空间概念。此次合作的成果就是这一系列的亲历故事，它们也许将有助于我们以一个多元而崭新的视角，重新反思风险的本质，并探讨什么才是真正的风险智慧。阅读此书是一次激发灵感的经历，它提醒我们，如果能够学会与风险并肩而行，结果将是何等的正面而鼓舞人心啊！
　　我们每个人都是冒险者，当我们学会如何打磨并信任自己的判断力时，我们就有能力更加智慧地直面风险。
　　我们希望此书能够开启广泛的社会讨论，为风险在生活中的意义及作用这一话题抛砖引玉。
　　洞悉风险
　　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
　　本书旨在让读者弄懂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变得谨小慎微，并尝试在草率鲁莽和怯懦恐惧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
　　这本书可谓是应时而生，因为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淡忘人类一次次机智地冒险，实际上是推动人类前行的动力。人们健忘的程度远远高于过去任何一个时期。这听起来有些违背常理，我们之所以健忘，是因为当今的世界格外安全，科技格外发达，人民格外富裕，因此我们的冒险基因开始颓废、渐趋式微，这让我们濒临颓废的危险漩涡之中，遗忘了如何保住优势的能力——由此错失了许多良机。处于安全港中不能自拔的一代迎来了新的威胁：凡事以安全为先，置其他所有优势于不顾。
　　因此，在安联投资（Allianz Global Investors）和人生学校（The School of Life）的创新型合作关系之下，邀请身为作家兼电影制片人的波莉.莫兰（Polly Morland）作为“常驻作家”（与其说是让作者一直留在某个特定地区写作，倒不如说是让其定位在某种理念或是概念之下进行写作），执笔写成此书。
　　在写作过程中，莫兰对以下问题展开了探讨研究：既然这个世界不可避免地有各式各样的风险，如何才能机智地应对这些风险呢？
　　我们都是社会型生物，当我们觉得某种程度的风险可能是“正常的”和可接受的，我们就会四处求助。这是本书所提到的第一个好方法。莫兰没有在本书中涉及诸如尼亚拉加大瀑布潜水者、横穿英吉利海峡的游泳者、太空探险者或是野心勃勃的企业家之类的内容。因为，这些名声赫赫的冒险家所承受的风险可能会让我们望而兴叹，使我们产生一种要么选择极度谨慎，要么选择鲁莽蛮干的错觉。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现实生活中的你我皆为凡夫俗子，似乎只会承担最小的风险，但事实上却相当于跨出了自我提升的重要一步。也许，他们会稍稍有意识地让孩子单独玩耍（如第一章中的内容），也许他们生活在世界上某个危险的角落（如第二章中的内容），再或者他们的工作会比常人多一份责任（如第五章中的内容）。
　　莫兰以尼采的话语，建议“将你的城市建在维苏威火山的山坡上”！首先，尼采发现欧洲资产阶级早在19世纪就普遍淡化了风险意识——这也让他自己感到十分苦恼，因此他开始从古希腊和古罗马先哲那里汲取灵感，毕竟这些至圣先师们将人文主义推动到了一千年都难以逾越的高度。接着，尼采在他那充满激情又振奋人心的散文里，满怀深情地讲述了对风险的领悟以及对人性回归的呼唤：
　　“请你仔细研究研究这世间最优秀、最硕果累累的人吧，然后问问你自己，一棵树要想傲立于林，是否可以不受狂风暴雨的洗礼？是否不幸与外在阻力相抗衡……最终都成了有利条件，造就了原本希望渺茫的壮举？如果，得意与失意是一对孪生兄弟，那么想要收获其中一个，就不得不接受另外一个……因此，你有两个选择：要么尽可能少些失意，过一个大体上没有痛苦的人生……要么尽可能多地接受人生的不如意，以便日后尝到之前从未尝到的快乐与得意。如果你选择了前者，想要尽可能少经历人世间的痛苦，那么你就同样损失了经历人世间快乐的机会。”
　　的确，最能实现人类热血抱负的事情似乎与某种程度的危险和折磨血肉相连，不可分割；人类的欢乐源泉尴尬地与人类所面临的挑战密不可分。我们必须克服所谓凡事要么得来全不费工夫，要么不得也罢的心态，这种心态影响恶劣，可能会让我们在挑战面前临阵脱逃，须知但凡有价值的事物都要求我们为之做出牺牲。
　　那么，我们如何智慧地应对风险呢？有句话似乎可以成为本书的一个副标题，这句话也值得我们单独陈述于此：凡人皆有一死。只有不断提醒我们自己：终极危险早已写入了生命契约，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把自己的安危看得太重。我们应该把自己从一种毫无用处的思想中解脱出来，因为在这种思想中，我们竟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不断揣摩风险，进而实现永远的安全。实际上，唯一真正的危险在于遗憾，是到了最后一刻后悔自己的人生还没有冒足够多的风险。如果我们中有更多的人前往敬老院，并询问老人们“你最遗憾的是没有尝试过哪件事情？”这将有助于我们对风险的认识。因为，你所收到的答复可能会让你心生恐惧，恐惧到你会立马展开行动，还有什么比在风华正茂的美好岁月里，没能写完一部小说、没能亲吻到一个人或者没能成就一番事业，更让人感到可怕呢？因此，我们会在商业学院或是企业培训中经常做这些前瞻性思考，人们会要求我们展望一下自己临死前或是葬礼时的情景，由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思索人生的意义所在。取悦我们的朋友和熟人并竭力维持波澜不惊的人生，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一个人会丧失追随直觉的勇气呢？
　　在中世纪，商人的家中时常挂有类似头骨的死亡象征物，这在当时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室内装潢，它没准会出现在你的书桌上，其目的倒不是提醒你一切都是过眼烟云，而是勾起你对人生大事轻重缓急的思考。这种生动形象的提示物让我们对安全的迷恋变得微不足道。当我们用有限的人生作为参照物，很多顾虑就会愈发显得无关痛痒了，我们也就能放下自负与轻浮，变得更加真诚与笃定了。
　　倘若人生当真脆弱不堪，倘若我们的确不能保证是否还能再活十年，我们就不会把一下午的时间都花在与挚爱之人为了某个朋友的琐碎过失而争辩不休上了，也不会为了某个朋友该不该抛弃自身天赋转而勉强混个闲差事而吵架拌嘴了。只要一想到人生旅途的终点，我们就获得了动力来重新调整事物的优先主次，重新找到自己最具价值的闪光点，告别那个被日常琐事束缚住手脚的自我。如果看到了真正值得我们恐惧的事，我们也许会害怕，但之后我们会以一种我们所认为的合适的方式生活下去。
　　有一位哲学家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种情形，他能帮我们应对由风险所带来的恐惧，他就是马丁.海德格尔。他认为，我们之所以很少冒险，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充分地为自己而活。与此相反，我们向一个社会化、美化、肤浅化的“他我”（与“自我”对立）缴械投降。而我们所遵循的报纸上、电视里和大城市中的“流言蜚语”（谈话类节目）都是海德格尔所痛恨的。
　　大概只有“向死而生”（Sein-zum-Tode），能够帮助我们摆脱“他我”的状态了。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其他人不能将我们从死亡当中解救出来，我们才有可能不再为他们而活，不再在意他人的看法，也不再花大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去讨好那些本就不喜欢我们的人。对“死后身外无一物”感到“焦虑”，虽然让人感到不舒服，却能拯救我们：我们“向死而生”的态度实际上是一条路，通往一个更为真实的人生。在1961年的一次演讲中，有人问海德格尔，怎样才能让我们恢复本真，并且充实地生活下去，他的回答言简意赅——多花点时间为自己“入土”之前多做些打算吧。
　　莫兰这本书一大引人入胜之处在于，他发现人们承担风险的“胃口”最终取决于一件事——他们是否愿意相信某件事的意义超越了他们自己，笃信的程度又有多大。大冒险家之所以敢于承担风险，就在于他们是为生活而生活，并且拥有一系列重视的人生目标，重视的程度超越了安全所能带来的传统好处（比如长寿、金钱和舒适感）。从这一角度出发，一位为艺术冒险的年轻作家并不是“逞英雄”——他的脑海中压根儿就不会闪过这种想法；他只不过是钟爱文学，让这份热情主导了自己的选择罢了。同样，一位大厨为了开饭馆而抵押了自己的房子，并不是不知道安全所能够带来的好处；他只是更加喜爱烹饪这门艺术罢了。而那些冲入危险境地拯救自己孩子的家长，他们也不想死，只是想让另一个人（孩子）能够活下去罢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新想法：也许，人们的冒险越来越少，是因为我们所笃信的人生目标越来越少。我们不再愿意为了信仰或国家而牺牲自己。我们认为，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青史留名”而赌上一切，这样的冒险十分危险的。不过，这并不能对所有的情况一概而论，因为这世间一定还保有哲学家所说的“先验主义目标”（transcendental goals），也就是重要性超过我们每个个体的事物。拥有安全感固然是件好事，但还有比其更重要的事物，有些时候甚至超过我们自己的生命：例如孩子、家庭、使命和团体的福祉。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找到自己的使命，不管如何艰难，他都会义无反顾。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自我牺牲不再令人毛骨悚然。本书所要传递的信息也在此得以彰显：当一个人发掘到真切的信仰之后，为信仰冒再多风险都不再是冒险。它将成为一个人必须要做的事情。
　　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抱有不同的愿景，只要这种生活不会让他们日后抱憾此生，就无可厚非。也许，有人想要离开自己的经营伙伴，邀请一位朋友出去约会，开办一家新企业，或者将自己的财产押在某项科学研发当中。答案千变万化，不过人们所经历的恐惧却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海德格尔早就知道，我们不应当在舒适的家中思考今后要做些什么，我们也不应当在安逸的情形中权衡风险。我们应该从人生尽头向前回溯自己的人生。从这个论点来看，一切都变得更加明朗了——风险所带来的收益更加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也能够更加容易地在心底召唤出雄心壮志和无私奉献的勇气。

　　纪录片工作者、制片及作家，“人生学校”（由阿兰?德波顿创立）的教师之一。其著作《胆小鬼俱乐部》《如何勇敢》不仅佳评如潮，后者更荣获英国《卫报》首作奖提名。
　　译者刘勇军
　　国内资深译者，译有《无上荣耀》《人才管理大师》《不安之书》《生命不息?归来》《遗失的时光》《孤身走我路》等

　　快乐的代价
　　未知世界充满风险，也带来无限可能
　　一个人应当做出新尝试，并承受失败的风险，而且这么做不应受到指责。
　　滨哲郎的餐馆位于伦敦苏活区的后街小巷。餐馆后门口挂着一幅图画，很有标志性，相当积极向上。这是葛饰北斋著名的《富士三十六景》中的一幅，名叫《凯风快晴》（Fine Wine，Clear Morning），是件复制品。在画面中，赤红色山顶周围布满了融化的白雪。这幅画被印在暖帘上，那是一种有缝隙的镶嵌布料。按照传统，在日本的房屋中，暖帘用来隔开厨房和餐厅，或用作商业用途，表示店里开始营业。服务员时而不可思议地从富士山的低坡处钻出来，要么手上端着长长的船形盘子，里面摆着寿司和生鱼片，要么端出装满天妇罗的漆盒，看起来就像葛饰北斋绘画作品中的小片云彩。盘子里还摆着装有蒸面的陶碗和装有日式和牛肉的木板，这些牛肉是用这家店里特有的“约甘烧”（yogan-yaki）煮制而成。此外，还有天然熔岩烧烤，这些熔岩是从富士山运过来的火山岩。
　　一个人如果肚子饿得咕咕叫，一心盼着午餐端上来，就没工夫去思量火山所象征的危险与小商家通过或希望通过向人们出售美食而赚钱的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了。
　　这二者的区别和阿孙塔在索马的那番话并无太大不同，她描述了她那一代人的担忧，从担心维苏威火山到担心其他人。的确，我们与风险的关系在发生力量上的变化，人类机构对各种大大小小风险的意识在增强，这些就构成现代生活——或者说是“现代性”［如果你是一位像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那样的社会学家，你就会这么称呼它］的重要标志，他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都阐述了“如今我们生活在‘风险社会’”这一著名论点，此二人都是备受尊崇的人物。
　　在贝克和吉登斯的论点中，有一条就认为外在风险（比如火山和传染病等）被“人为制造的风险”所取代，而这些风险是我们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从极地冰盖融化、滥用抗生素催生的超级病菌到在通勤火车上引爆炸弹自杀的本土圣战分子，这种人造风险在如今的生活中普遍存在，使我们在校准和它相关的一切时，几乎将之等同于“近死”。他们推断，并不是说今天的风险比以前更多，而是风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
　　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常常表现得有些神经过敏，这种情况呈上升趋势。因为我们不仅担心我们的做法是错误的，还会投入大量精力致力于推测正确的做法——我们有希望，我们有梦想。以前我们蒙恩于神的旨意或者传说，但现在我们相信自己才是生命的主宰。变化无常的世界确实充满了危险，但也充满了美妙的可能性。
　　还有美味可口的寿司。午餐端上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苏活区这家滨哲郎餐馆的创立者。他的故事里没有水深火热，也不是一掷千金的扑克游戏式商业冒险。这里没有乔丹.贝尔福特（《华尔街之狼》的作者）式的滑稽。相反，他的故事透着平淡的风险，只和金钱有关，属于个人化的东西，是一个平凡故事，关乎带着勇气去追随自己的内心，还关乎带着一点点儿创业精神去追求自己的快乐。
　　吃完一盘像珍宝一样精致的枕式米饭和鱼肉，滨哲郎告诉我，他出生在战后日本中部的冈谷，父亲是一位时运不济的商人。在滨哲郎出生之前，他的父亲滨先生在中国大陆开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但是日本战败之后，那家公司倒闭了，很快，父亲的第一位妻子也死于肺结核。
　　“他失去了一切，”滨哲郎说着，用细长的黑筷子将饭粒拨进盘子里，“他有个孩子，也就是我哥哥，不管他背负着什么包袱，那都是他仅有的一切。”
　　滨哲郎的父亲并没有灰心，他去了首都，在“那个几乎被毁之殆尽的东京城”，开了一家小咖啡馆和百元店。百元店是一种廉价商店，相当于一元店。但是，令滨氏家族失望的是，两家店都经营不下去了。
　　“父亲始终是我的楷模，”滨哲郎说，“他善于随机应变，思维开阔。他经历过很多事。我觉得我就是从他那里学到了这些东西。但是，他的兄弟总是和其他亲戚说，‘哦，他这个人不够专注，肯定成功不了。’我小时候觉得他们说的不对，觉得这很不公平。”
　　滨哲郎始终认为一个人应当做出新尝试，并承受失败的风险，而且这么做不应受到指责。当然，这也成为他毕生的信条。
　　1971年，23岁的滨哲郎第一次离开日本，借着长期旅游限制逐渐松绑的契机，加入到战后第一次旅游的浪潮中。尽管大部分人都去了美国，但滨哲郎和为数不多的人去了欧洲。
　　“我想和别人不一样。”他说，心平气和地在桌子上旋转着一只味噌汤碗，仿佛它是一个转盘，“我通常不会随波逐流，当我来到这里，我觉得这儿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切都和以前大不一样。我想要留下来。”
　　滨哲郎一直以来心怀抱负，希望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商人。他希望他可以摆脱那个大家庭里众人挑剔的目光，这时，他突然想出一个主意。他回到东京，但没有按照大家的预期去找一份单调无聊的工作安顿下来，而是对他的父母宣布：“我想创业，去国外创业。”
　　“我想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他说，“在当时，大部分父母都会说不行，你不能去。但我父亲呢？”他笑了笑，接着说，“他说，哦，这是个好主意，想去就去吧。对我来说，没有钱，语言不通，没有熟人，这么做是很鲁莽的。但除了冒险，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这个身材瘦小、穿着整洁的男人竟说出这番不羁的言辞，显得颇有些不协调。他身穿米黄色外套和淡蓝色衬衫，衣服精心熨烫过，很平整，他的两鬓有些泛白，留着整齐的小胡须。当然，光看外表，看不出滨哲郎对传统的叛逆，但他的眼神闪烁着活力，还有那不拘礼节的举止，都与他的外表颇有些不相配。
　　1973年，他来到伦敦，立刻开始寻找机会。不久以后，他在贝斯沃特的后街小巷里偶然发现了一家小旅馆。旅店一楼有一间早餐室，白天闲置着。在当时，伦敦只有四五家日本餐馆，而来自日本的游客与日俱增。滨哲郎开始着手去说服那家旅馆的经营者：只要在那里开间日本餐馆，就会吸引来大批的日本游客。
　　“我说，好，我想不花一分钱租下来。老板说，不花一分钱？哦，不，不，不。你总得付电费和煤气费吧？我同意了。”他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显然被40年前的做法逗乐了。
　　滨哲郎开始打理自己的餐馆，与其说这是大胆的创业冒险，还不如说更像是在经营学校项目。他用一张塑料板剪出日本地图，涂上颜色，粘在墙上。接着，他用木头和墙纸做成障子，用来遮住窗户，那扇窗户正对着一楼楼梯。就这样，他的餐馆开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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