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简史：鸦片、奎宁、阿司匹林与我们抗病的故事_德吕恩·布奇_9787508699394

亚历山大大帝临终前说：我死在太多医生的帮助下。享年33岁。
普林尼记录了当时流行的墓志铭：就是那帮医生杀了我。
华盛顿死前*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地去吧。此前他被灌了大量水银，还被放了2.5升血。
乔治·奥威尔去世前两年一直与一种新药链霉素奋战，他躺在病床上说：我觉得使用这种药物，就好像把船凿沉，来驱赶船上的老鼠。这种有效药物的副作用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即便到了20世纪，医学教科书仍然充斥着自相矛盾的教导和未经检验的谬误传统，人类与疾病的抗争，同时也是与谬误的抗争。《药物简史》考察古巴比伦到当代6000年的一系列经典药物，每一种药物的背后，都是一段精彩的传奇故事。

奎宁与英国人——1651年，奎宁正式进入《罗马药典》，是药典中为数不多的有效药，风靡全欧洲，不过英国却是个例外。有人发烧，服用了奎宁之后，死掉了。英国人认为这是“天主教的阴谋”，这种药就成了非法药物。塔尔博特偷偷引进了这种药物，加上玫瑰叶、柠檬汁和混合各种原料的葡萄酒组成一种“神秘药方”。他的推销大为成功，查理二世重金聘请他为医师，并且赐给骑士爵位，并让他透露到底是什么药物这么有效。那医生回答：耶稣会士树皮（英国人对奎宁的称呼）。查理二世大为惊骇：这药早就已经明确禁止使用，为什么以前害人的药物，现在这么有效呢？

那医生回答：这种药的效果只有国王才配消受。

抗生素的革命——19世纪后期，化学家发现把从煤渣中提炼出来的染料涂在植物或动物组织上，染料会将纤维清晰地显现出来，并且顺着组织运动，进入各个器官。埃尔利希凭借这种方法弄清楚了血清的功能，里面具有某种“抗体”，像“魔法子弹”一样对病菌进行打击。细菌表面存在与人体细胞不一样的接收器，如果能让毒素进入这些地方，就能在不杀死正常细胞的情况下杀死细菌。化学家们造出了各种各样的靶向药物，这是抗生素时代的开端，这种思维方法也是“化学疗法”的开端。

这才开始了乙酰丙胺（退热冰）、乙酰水杨酸（阿司匹林）、二醋吗啡、百浪多息、盘尼西林、沙利度胺（反应停）等一系列经典药物的传奇故事，以及赫希斯特、默克、法本、拜耳等庞大的制药公司的崛起与药物生产和监管背后药效评估方法的革新和法律、伦理博弈。

深受医生、诗人、战士喜爱的鸦片怎么风靡世界6000年？
奎宁在英国怎么就成了禁用药，后来又怎么再次崛起的？
煤渣中提炼出来的染料如何带来了抗生素，改变整个医药行业？
用不起眼的柳树皮造出来的阿司匹林如何逆袭成为百药之王？

◎你吞下的每一粒药丸，背后都有一段精彩绝伦的传奇故事。
化学制药兴起之前，人们能够享用到的真正有用的药物其实只有罂粟、金鸡纳树皮、柳树皮等寥寥几种，即便到了20世纪初期，大多数医生治疗疾病采用的方法一般是砒霜、水银和泻药，偶尔加上不限量的咖啡和威士忌……真正改变药物历史的是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他们带来了抗生素，带来了更有针对性的施医用药的方法，也让我们看见药物、疾病、身体之间的关联。这本书是他们的故事。

◎与众不同的医学史读物，观点很颠覆，很有启发。
药物由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变，不是传统医学史著作所讲述的英雄人物和伟大发现的历史，是我们用智慧与愚昧艰难抗争的历史。我们会看到，18/19世纪的医生深信自己的神圣和仁慈，怯于承认产褥热导致的大量产妇死亡是因为他们的手上带着细菌，从而大大推迟了消毒水的普及。这样的案例太多。我们在享受药物带来的好处的时候，需要感谢亚里士多德、培根、洛克这样的主张“理论需要用可靠的试验来验证”的哲学家，以及威廉·哈维、托马斯·西德纳姆、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弗朗西斯·高尔顿这样的敢于怀疑传统并且不厌其烦进行医学统计分析的医生，他们*终建立了“循证医学”，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医生害死的病人远比救活的病人多，医生治病太多凭借直觉和传统。

◎讲历史的手法很新奇，层次很丰富。
这是一本用药物串起来的医学历史，有很多有意思的趣味知识，从古巴比伦的鸦片、教皇的奎宁，到强大的德国制药工业、百药之王阿司匹林，每一种经典药物的诞生都有化学、生理学、生物学的厮杀、进步。这也是一本饱含思想的科技社会史，带你思考现代医药是怎么脱离无知，造福人类的，是人们如何用更可靠的统计方法进行试验，与不顾伦理追逐利润的制药工业进行抗争，一步步实现规范的药物监管，让生命的价值更好地被尊重的历史。

◎对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求医问药大有帮助。
提供了很多关于药物的基本常识：时刻保持怀疑精神，用可靠的理性方法客观检验某种说法，这是我们求医问药的*步；凡是能够起到药效的药物，都是因为其中包含的某种活性成分，不存在所谓的“偏方”“**药方”“*秘方”；了解了药物的历史，就能正确理解抗生素，是人们依照化学规律制造出来的对疾病造成伤害同时也会对人体产生副作用的药品；放下对医生、医学的神圣迷信，再高明的专家也有骄傲自大的时候，普通人因为总是抱有太高的期待，也会有丧失理性的时刻……

◎《星期日电讯报》《金融时报》《星期日泰晤士报》《新科学家》等主流媒体好评推荐。
“伯奇带领我们走过一段令人惊叹的医药实践之旅。”“每一章都是一则犀利的短小寓言。”作者求学和执教于牛津大学医学院，曾在多家医院工作，医疗经验和教学经验都很丰富，文笔耿直，擅长用机智的方式将医学教科书和现实生活里有关医药的槽点一一拎出，讲清楚每一桩诡异的医学事情背后，都有深厚的错误传统和大众心态在作祟，并把医学史上各种怪诞的典故直言不讳地呈现出来，既让人发笑，又引人深思。

引言

你站在病人身边，打算将手中的套管针扎进他们的脖子里，而你并没有过成功的经验，简直没什么事比这更可怕了。

我说的可不是用来注射药品的小针管，也不是稍大些的输血针管，而是那种又粗又长、尖端锋利、专门用于在人身上开孔的钢针。

穿刺过程其实并不复杂。让病人平躺，或者把床略往后倾，这样就能使病人头低脚高，以便头颈部的血管因充血而鼓胀。清洁病人的皮肤，在其颈部包覆上消毒巾（要盖住整个面部），然后在颈静脉周围注射局部麻醉剂。接着，你身着长袍，戴着手套、口罩和帽子，在病人的颈部搭脉。多余的衣物使你热得大汗淋漓。找到脉搏后，你又花一秒钟来确认这不是自己的。现在，你指尖之下就是病人的颈动脉，每一次搏动都将一股血液送入脑部。在大多数人身上，你要找的静脉就在搏动处的周边位置。

你继续把手指搭在脉搏处，另一只手抓起一支套管针，针头后面连着一个小注射器。你要找的静脉在皮下深处，看不见也摸不着，针头既可能把它扎穿，也可能完全扎不到。针头可能扎到动脉，令血液在高压下喷射而出，或者直接穿透静脉，扎到某片肺尖。针头还可能在气管上戳出一个洞，或者刺伤重要的神经。

你用一只手握住注射器，小心翼翼地把针头抵在病人的颈部皮肤上，紧挨着自己的手指。针尖倾斜而锋利。你望着针尖，发现它的外轮廓并不是圆润的“O”形，而是锐利的“V”形。要是运气不错，病人不会移动头部或发生抽搐，你也不会紧张地意识到，针头有多容易穿过手术手套的薄保护层，扎进自己的手里。

“你可能会感觉有东西在轻轻地推进来。”你说道，希望这句话对病人更有说服力。

我是从一个通常用于监护的病房开始学习如何放置针头的。因为在我来这儿的两个月前，有位医生在尝试置针时失败了，他把针头刺到了病人的颈动脉上。当他为了确认结果而把注射器从针尾处取下时，鲜血喷射而出，在巨大的压力下直接溅到了房间对面。刺伤颈动脉的情形相当常见，如果在伤处用力按压的时间足够长，一般都能止血。

这位医生又尝试在病人的另一侧颈部操作，但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撤出针头后，他再次按压止血。

病人的脖子肿了起来，两侧各鼓出一个血包。血没有流得满地都是，而是被封闭在她的体内。她颈部的压力开始增加，两个番茄大小的肿块挤压着周边组织。病人开始呼吸困难。两处内出血尽管不比淤青严重多少，却压迫了她的气管。肿块最终压裂了气管。她死了。

医疗干预是危险的。无论你多么小心，有时还是会搞砸。如果事故原因是一支粗大的针头，这还比较容易理解，但如果只是一粒药丸，理解起来就有点困难了。而危险品并不一定要刃口锋利。我曾经给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MI）病人服用溶栓药物，然后发现他们的舌头快速充血肿胀，这让他们一下子窒息。还有些人已经因中风而昏厥，药物在让他们的心脏复苏的同时，却让血液猛地涌入大脑。就算死亡发生得没那么具有戏剧性，也一样是真正的死亡。药物的伤害有时无声无息，不易察觉。有些药让人比平时更神志不清，有些药让人衰老得更快一些。有些癌症病人会内出血，并呕血不止。当你预计会发生不良症状，就很容易对药物加速症状发生的后果视而不见。

还有些错误是由于不作为造成的。一位医生想起上个月两名因服用阿司匹林而出血死亡的病人，在给其他病人开药时就会格外谨慎。鲜血在他的脑海中萦绕不去，这令他困扰不已。阿司匹林的作用是预防中风和心肌梗死，但无论患者是否服药，都会出现此类症状。极少数患者会因药物而死于大出血，这种死状惊心动魄，令人印象深刻。但对大多数患者来说，药物能使心肌梗死与中风发生得更晚一些，次数更少一些：这给人的感觉就没那么强烈。因此这位医生便略过了这项常规操作，不知不觉就犯了不作为的错误。当一位老人紧抓胸口、昏厥过去时，他的家人因为对此早有预期，就很容易忘记他没有服药。这类死亡也同样是医疗风险的副作用。

你可能以为医生对这些风险都了如指掌，也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因此向他们寻求医疗建议肯定是件好事。大部分情况下，这个想法没错，但也仅限于近些年。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医生害死的病人远比救活的多。他们的药物与建议毒如砒霜，他们真诚、满怀善意，却能置人于死地。这本书介绍了药物的灰暗过去，以及从中获得的走向进步的方法。

我想通过一些常用药——鸦片、阿司匹林、奎宁等——来说明，人们看待药物的方式如何决定它们的成功。不同的治疗方法讲述着不同的故事，汇集于此构成一个共同主题。这些故事所说明的，是在解答关于人类身体的问题时选择所用方法的重要性，是哪些物质能让人保持健康，哪些物质能使人患上疾病，以及要分辨这二者有多么困难。

大部分医学史著作都很奇怪，在处理书中论述的主题时，往往将它视为某种观点、评判或看法。罗伊·波特（RoyPorter）的《人类医学史》（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AMedical History of Humanity）是现代医学通史著作中最杰出的一部。在引言中，波特表示他着重于描写促成进步的人物，而不是一部“‘伟大的史诗’，来赞颂医学从无知经由试错到达科学的胜利之路”，他为此感到非常抱歉。波特之所以觉得惭愧，是因为他过于专注西方医学。对此他解释说，这只是因为西方所走的路径在文化上大获全胜。“其主流地位的上升，”他说道，话里所指的就是西方医学，“是因为各个社会和患者都认为它特别‘有效’，至少对于许多主要疾病来说是如此。”

波特为什么要将有效一词加上引号呢？

历史学家看待医学的方式，正如他们看待政治、社会与艺术一样。古埃及人用鸵鸟蛋制成膏药来治疗头骨开裂，这与他们将死者制成木乃伊、为其建造金字塔的做法没什么两样。这些行为在历史学家看来都属于同一信仰体系，它们共同定义了何为古埃及人。在一种文化里，医学就和宗教一样，组成其民众特征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学家并没有错。在以生花之笔写就的历史中，波特记载了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使用过的许多惊悚的治疗方法。

他们的医药是否真能拯救生命、治愈疾病、提供安慰，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能提供的帮助很有限。他们不会告诉你答案，他们的兴趣在于治疗方法如何反映出某种文化的理念。波特也和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把兴趣放在医学的文化相对性上。“汝之蜜糖，吾之砒霜。”波特说，每个社会的“诊断技术与治疗措施”都同样有效。他着眼于西方医学，是因为其在世界范围内很受欢迎，这也是医学史的传统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不同医学体系会通过互相争斗来赢得忠实的信徒的心，就像宗教一样。

虽然医学与诗歌并不相似，但要讨论片剂与饮剂的不同优势，就像讨论颂歌与十四行诗孰优孰劣一样，总能引起无尽的争论。我们的身体与早先的古埃及人相同，与更早的苏美尔人也没什么差别。我们的器官相同，结构一致。几千年来，虽然癌症与传染病的种类、事故发生率、寿命都稍有变化，但整体上变化不大。医学史能让读者对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中国人、印度人、18世纪的法国人所掌握的大量药品获得丰富认知，能清晰叙述出当时人们所信奉的治疗方法，但对这些疗法是否正确却几乎只字不提。

如果一个病人患有癌症，比起古埃及名医伊姆霍特普（Imhotep），中世纪的法国医生会给他更好的治疗吗？如果得了肺炎，由谁来施行放血疗法比较好，是古希腊人、古罗马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人，还是19世纪从哈佛到海德堡的医学精英？答案是毫无区别。虽然理论有所差异，但效果都一样。关于放掉4品脱血为什么对胸腔感染有好处，古希腊人能提供一套解释，乔治·华盛顿（GeorgeWashington）的医生也有自己的理解。如果是为了理解这两大文明体之间的文化差异，那么不同的解释方法尚能引人兴致，但要说明放血对一个病人的实际作用，这种差别就完全无关紧要。

古埃及人对人体的运行机制有着复杂的认识，他们相信生菜是引起性欲的春药。在一千年后古代雅典与古罗马的古典文明中，人们对此又有什么说法呢？托马斯·多曼底（Thomas Dormandy）写了一本关于疼痛历史的著作，洋洋洒洒，很有意思。当写到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他说道：“采集园中幼嫩的生菜，据称可以缓解悲痛，但也可能引发癫狂。”难道生菜从古埃及时代之后就发生了突变，或是人体的生理机能产生了变化？我们需要提防盘中的沙拉吗？

1664年的最后一天，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的身体在过去几个月中少有的健康。“我完全弄不清楚，这到底是因为我吃了野兔脚，还是因为我每天早上吃一片松香，或者是因为我不再穿长睡袍。”无论原因是什么，肯定不是这三者之一。

我们在许多事情上仍然蒙昧无知，关于身体的解释更常如此，但从1664年到现在，我们已经进步了很多。医学也的确有所进步，而其源头在于认识到某些医学理论要比其他更有价值。佩皮斯真心相信某些理念，但它们是错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从1960年开始监控全球儿童死亡情况。2007年，他们在报告中称，全球儿童死亡人数首次降至每年1000万以下，同时儿童总数有所上升。1960年，全年儿童死亡人数为2000万。2007年，这个数字是970万。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是一些贫困国家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这意味着更好的食物、居住条件与卫生状况，同时疫苗、维生素与蚊帐也拯救了数百万名儿童的生命。这些进步都有赖于认识到哪些医疗措施是真正“有效”的。

我从来没想过要去拯救生命，成为医生多少算是个意外，主要是为了延长我的运动生涯。我曾在基因研究上花过一段时间，最后以失败告终——与移液管为伴太过无聊，而统计学又难到吓人。可外面的世界也不能吸引我。我不理解同事们对伦敦的向往，那里意味着西装革履和一成不变的工作，况且那里几乎没有什么运动的机会。这种“体面的工作”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黑暗的中世纪。我的精神世界分为运动与非运动两部分，而前者才是我希望栖居之地。

在这些隐秘动机的驱使下，我申请了医学院，几乎没做任何面试准备。有朋友问：“如果他们问你为什么想成为医生，你怎么回答？”“他们不会这么问的，”我解释道，“怎么会有人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呢？回答肯定都差不多，喜欢科学啦，希望帮助别人啦。”

“你为什么想成为医生呢？”面试官问我。

当时说了些什么，我早就不记得了，可能面试官也压根儿没在
听。直到现在，我也觉得这是个差劲的问题。医学看起来相当有趣，
也十分可敬，但我还是没法立刻想象出自己在某一天开始执业时是什
么感受。除了试一试，你还能怎么办呢？

医学院的生活进展顺利，外科导师给我写了最宽容的评语。在我被分配到他的每周辅导课几个月后，他这样写道：“我还未见过该生，但我知道他在赛艇运动上进步神速。”事实的确如此。我从来没在外科教学中露过面，但这位外科名医（我后来才知道他十分有名）还是让我及格了，什么问题都没问。

一年暑假，我想找个借口留在学校继续训练。有位热心的导师以为我的计划是出于学术热情，便帮我取得了一项暑期在学校研究医学史的许可。于是，每天清晨在泰晤士河上划一个来回之后，我便坐到老旧的图书馆中，将晴朗夏日的大部分时间消磨于此。我读着书，直到暑热弱化，只剩下柔和的余温，便再跑去划船。这个安排堪称完美。我阅读了19世纪与20世纪初的医学实践，它们乍看之下十分先进，实际上却可笑至极，经常用到水蛭和其他一系列让人短命的治疗方法。让我奇怪的是，当时居然没人注意到这一点。

夏季结束时（冬训又适时开始），我们学到了心肌梗死。有本书说可以使用一种名为利诺卡因（lignocaine）的药物进行治疗，但课堂上并没有提及，于是我举手提问。

“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种药了。”老师告诉我。
“但有本书说它能救命。”
“现在不行了，它反而会害死人。”

这位老师所说的与莫里哀的一段著名台词遥相呼应，医学期刊上常常引用这段文字：

热隆特：好像你把它们的位置弄错了——心脏应该在左边，而肝脏在右边。
斯卡纳赖尔：是的，以前是这样，但我们都已经改过来了，我们现在按全新的方法行医。

同一样东西怎么会前一年还能救命，下一年就会杀人呢？这么说来，我们离水蛭时代好像也并不遥远。我又留意到教科书中还有其他矛盾之处：一本书说安非他命能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家庭医生都乐于开这种药；另一本书说抗抑郁药会致人自杀；第三本书建议孕妇喝点儿吉尼斯黑啤酒；第四本书声称卧床休息可以救人性命，而第五本书却笃信卧床会要了你的命。在病房里，早上查房的高级医生让你无论如何得避开某物，而下午换班的医生则称某物是治疗所必需。教授们就某人是否患有传染病、心肌梗死、癌症或中风各执一词——然后互相论证对方的治疗方法会一败涂地。

在这期间，我们学到了所谓的“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它认为真理并非经专家慧眼一识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你提出一项理论，就要对其进行检验，而且只有某些检验方法才真正可靠。

许多看似费解的问题开始变得明朗，我开始理解水蛭、教科书和教授们。即使是聪慧的长者相信某样东西能起作用，事实也未必如此。就算受过教育的聪明人都真心认为一项治疗措施有用，它也仍可能具有危害。

在河中划船的情况也有所变化。过去我将教练奉若神明，视他们为全知全能。每次失败，我都觉得是自己的错：是我自身存在不足。教练也是这么想，无论我对他们的智慧与见解有多肯定，他们自我肯定的程度只会更甚。

“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中，我要你把心率控制在最高水平的85%。”他们说。他们经常提这类要求。
“为什么呢？”我开始质疑。
这时往往会有片刻沉默。
“因为这是提高你体质的最好方式。”
“你怎么知道？”
更久的沉默。
“因为我过去也是这么训练的，这很有效。奥运会冠军也这么做，我知道的，我还训练过其中几个。”
“可是，”我继续问，“有人对此做过实验吗？”
又一阵沉默。这次他的回答带了些恶狠狠的意味：
“你到底在说什么鬼话？”
这本书就是我的回答。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