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欣闻《近代秘验方精编——审查征集验方》即将付梓，不禁感慨良多。此书初具规模之际，恰逢抗战爆发，济世佳作难得广为传播，洋洋巨牍却在战火中尘封。如今，幸得吾辈拾遗拂尘，修葺刊印，浩浩八十余万言。实属山西中医传承一盛举，也是中医药事业发展一喜事。
中医自诞生以来，一直嘉惠于世，上疗君亲之疾，下救贫贱之厄。在数千年的传承中，从金瓦红墙，到茅庐草莽，无不重视经方验方的收集整理。一大批效验良方因其低廉的成本和神奇的功效在民间广为流传。近代西医东渐，中医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民间的经方验方也面临亡佚的风险。1929年到1937年间，以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主体的中医界有识之士，通过行政手段，投入大量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得到大量祖传秘方、名家效验良方，并通过规范严谨的审查程序，逐个对验方评判，给出审查结论，并编辑出版的《审查征集验方》六册，为中医药留下了宝贵遗产。惜完整出版之际，适逢抗日战争爆发，中医改进研究会解散，刊行推广工作戛然而止，迄今学界鲜有人忆及与研究。
编者在挖掘整理该书之始，曾执稿询于余。嘱其整理、校对、修订宜尽力保留原著体例、风格、特色，并去伪存真，以便后来学者研精致思，探微索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新时代弘扬中医药学恰逢其时。吾辈当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志，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发展勠力前行。
山西中医药大学校长刘星
2019年12月
●序
中医药自神农尝百草发端，绵亘至今，已历数千年。无数先贤不断探索，筚路蓝缕，方有几几之获。诚如《内经》《伤寒》，提纲而挈领，知常以达变，作为经典启迪无数后学。然“治病三日，乃知天下无方可用”之窘境，古来有矣。加之日月更迭，沧海桑田，流传后世的中医验方，屡屡真伪混杂，谬误甚多。纵经方、验方汗牛充栋，依然令人感叹千方易得，一效难求。
幸有民国《审查征集验方》，是为近代中国首部官版验方汇编。其所载验方来自全国各地，更经中医改进研究会权威专家审查校验，不仅来源地域广阔，更具较高之可参度，所载方论，涉猎古今，中西贯通，有益临床。
当年《审查征集验方》付梓之日，恰遇战火，巨著散失，令人深憾。可幸刘洋等学者精勤不倦，挖掘整理，使该巨著百年之后重现于世。该书的再次出版，寄托了吾辈对传承中医药的恳切初衷，承载了先贤济世救民的殷殷期望，与众医学方书可谓一脉相承，殊途同归。
诚然，囿于当时环境所限，《审查征集验方》亦存些许不实之谬，读者须去芜存菁，择其善者而从之。书中多有奇方妙用，希众同仁究其因，查其道，明其理，方便临床及科研。
国家级名老中医、山西省中医医院原院长
己亥年立春
●前言
近代伊始，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掀起了一股否定中医、废止中医的思潮，并且影响和左右了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卫生政策。各地“抑中扬西”的态势与日俱增，中医的话语权和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但与全国形势截然相反，偏居内陆的山西统治者阎锡山特立独行，1919年成立了以“改进中医及药学使能成为一高等有统系之学术” 凡例［J］.医学杂志，1921，(1)：4-5为宗旨的第一个官办中医社团——中医改进研究会，阎锡山坚信 “中医如能由虚而证诸实，必能兴。将来之西医由实而参诸虚，两相接近，此亦不可不注意研究者也”，中西医互相结合对双方均有益处，认为“中外医理或有互相发明沟通融合之日”。阎锡山会长山西督军兼省长第一次开会演说［J］.医学杂志，1921(1)：18-21
1929年至1937年，在山西省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全国范围征集中医秘方、验方。由于建立了合理的奖励制度和规范的征集办法，征集到的民间验方“成帙颇巨”。中医改进研究会又组织中医界耆老名宿按照“贱便验”和“中西参衷”的原则，对所获验方严格审核，逐一给出审查意见。最终陆续编辑出版《审查征集验方》6册，收录验方6000余首，其中不乏民间祖传秘方，以及名家的效验良方，内容丰富，具有方便、安全、适用的特点。《审查征集验方》的出版，开近代由官方征集和整理验方之先河。随着该书的出版，中医界对验方的重视迅速增加。1934年，中央国医馆在何应钦的建议下，编辑出版了《验方新篇》制定编审委员会先行审定验方新篇［J］.光华医学杂志，1934，1(12)：50。1935年，叶橘泉、丁忠英等50余位中医在杭州发起单方实验研究社国药单方实验研究社简章草案［J］.现代医药月刊，1935，2(4)：29-30。惜《审查征集验方》完整出版之际，适逢抗战爆发，对之关注和研究还少见于学界。
民国《审查征集验方》，在征集、审查、编辑多个环节，从人员、制度、方法、原则等各方面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安排，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独到的价值。
第一，建立征集验方的制度，成立征集验方的制度。
1929年，阎锡山命令山西省政府村政处全体“村政实察员”，担任“验方调查员”，在下乡之际，从民间收集、征集验方。一时间，村政处搜集到的验方，但 “惟其雷同者，实居多数”。分析原因，一是各“村政实察员”缺乏专业基础，无法辨别，良莠掺杂；二是民间验方本属家传保密之方，许多人还想赖此牟利，不肯轻易示人。针对以上原因，为提高征集的专业性，研究会和省政府磋商，对征集措施进行了调整。1933年开始，省政府特发公函，委派中医改进研究会干事张玠、范国义、单生文、相作良等担任“专员”，亲自到乡间农村征集验方。阎锡山要求各县、区、村长，“或为访察、或为介绍、或为引导”，以利于调查开展阎锡山阎会长征集验方函［J］.医学杂志，1936(88)：2。
第二，健全征集验方的制度，提高民间献方的积极性。
一方面，山西省政府让各县、区、村长宣传征集整理验方“发扬光大、济世活人”的意义；另一方面，由研究会制订了《审查征集验方规则》，建立奖励制度，给予献方者名誉或物质奖励。对于经审查合格的验方，根据“该方用意之巧拙，功效之迟速” 每方分别予以六等次的奖金。对不愿受现金报酬的献方者，也可以体现献方者著作名誉。第三、四集由于“其征集之方法与代价，迥不相同也”，所以 “概述之资材，纯属珍拾于民间”，时逸人评价“比之坊间所售医方，固不可同日而语”。研究会在山西民间征集的同时，还通过《医学杂志》等刊物，在全国范围内号召主动向研究会投稿提供验方。许多近代中医名家如周小农、张锡纯、沈仲圭、陈莲峰、张沛南、傅仙坊等，都踊跃提供自己认可或试验有效的验方。
第三，建立科学的审查制度，对搜集到的验方进行审核。
时逸人，江苏无锡人，1928年在上海创设江左国医讲习所，1929年8月开始，先后被聘为中医改进研究会理事、常务理事（主持研究会日常事务），近代中医科学化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审查征集验方》的审查和编撰主要负责人，时逸人为验方的审查进行了周密的制度设计。研究会制订了《审查验方办法》和《审定验方程式》，规定了审查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分工，明确了审查的标准和原则，细化了审查的形式和流程。严密规范的制度，保证了审查结论的科学、统一。研究会成立了以时逸人为首，全体理事组成的征集验方审查委员会，陈宾卿、梁子和、米汉卿、薛复初、赵子忠、刘荫棠、阴庆元、刘伯翕一同负责初审；时逸人、田尔康负责修订工作。
第四，坚持“廉便验”的指导原则，保证所选验方的质量。
中医改进研究会确定，验方的适用对象 “一是供家庭自疗之用；二是为仓促无医、亦无力延医者，检方自疗之备” 时逸人审查征集验方第六集序［M］.//中医改进研究会审查征集验方(第六集)，太原：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1937：2。时逸人认为，“验方之辑，以‘贱便验’为主体”。因为“‘贱’则价值甚廉，一般人易于购买；‘便’则普通应用之物，俯拾即得；‘应验’一层，尤关紧要，苟不足以资应用，则尘饭土羹，何裨实际？”他又举例：“假使有一良方，而不便不廉，微论价值昂贵，非普通人之力所能办；若为世间稀有之物，虽出重价，亦有不易的者。即有之，亦不过作博物院之陈列品而已，又何贵乎有此方哉？”所以，审查委员会对“合于上列三项之条件，方足名为‘验方’”，“倘缺其一，则无足取” 时逸人审查征集验方第二集序［J］.医学杂志1936(88)：4-6，将“贱便验”这个既简单、又苛刻的条件视为准则，在验方的收录过程中一以贯之。
第五，《审查征集验方》重视症候的描述，方便读者对照使用。
时逸人认为“中医之特长，在经验之独得；经验之表现，基于方药之成立；药之应用，以症候为准则。”时逸人审查征集验方第六集序［M］.//中医改进研究会审查征集验方(第六集)，太原：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1937：2所以，较以往验方简单罗列中药处方不同，《审查征集验方》特别重视症候的描述，和医药常识的宣贯。在各门之前，先将该病的症候，进行整体论述。在具体方药之下，又标以“审查意见”，针对症候相应发挥，对病理、症候尽量采取浅显易懂的方式说明，希望让使用者了解“有某证可用；现某证则不可用”，方便读者按图索骥，对照使用。在某种程度上，《验方》不失为一部中药“基本药物”集的雏形。
第六，编辑过程秉承了中西参衷和与时俱进的精神。
中医改进研究会秉持“参证西医科学”“阐发中医真理”的研究态度刘洋，张培富近代中医科学建制化之嚆矢［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6，33(3)：96-99，《审查征集验方》6集的编纂，时间跨度达8年之久，目录中分科体例逐渐演变，反映出编辑者参照西医进行中医分科设置的思想变化过程。同时，在《验方》的很多方面，都体现出“参证西医”的态度。一是采用了许多西医疾病名称。二是在阐述疾病机理时直接借鉴了一部分西医明显较中医表述清晰、合理观点。三是在审查分析的结论中，也有许多采取西医的说法。四是在补充治疗中，采取了中西兼采的措施。这些一方面体现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对西医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编撰者能够站在更广阔的视野，剖析验方的科学性。
第七，审查结论科学合理，便于使用。
《验方》根据方药的疗效、安全、合理性，将“审查结论”划分为四个层次：对于赞成的表述为“有效”“可用”“可资应用”“能用”四种；对于可以试用的表述为“可以试验”“尚待试用”“或可见效”三种；对于持怀疑态度的有“尚待研究”“存待试”“是否有效，存待试”“存疑待考”四种表述；对于完全否定的则有“殊属不妥”“属谬误”“不可”三种表述。这样，就将组成、效力各异的验方赋值分阶，便于患者根据情况选择使用。
由于《验方》的使用对象，主要是无医学常识者，安全可靠是审查阶段把握的重要原则，研究会特别注重方药的适应证、禁忌证与副作用的考量和注释。《验方》要求，所列方“虽不中病，绝不致延误”。除了在征集阶段要求详细记录“副作用”和“禁忌”两项内容外。在“审查意见”中，还对应注明：“某证可用，即适应证；不可用，即禁忌证”。最后，为了确保安全，还要求“无医学常识之检方者，务照‘审查意见’下所述是否符合，不可漫用”时逸人审查征集验方第六集序［M］.//中医改进研究会审查征集验方(第六集)，太原：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1937：2。较其他方书不同，中肯严谨的审查结论，利于指导检方者使用，又尽可能减少验方的不良使用后果。
历来中医界视中医单方、民间验方、甚至偏方为铃医、游医谋生的手段，对其整理和研究都不太重视。近代山西另辟蹊径，通过行政途径进行人员组织，投入巨大资金，建立灵活的献方奖励制度和规范的征集办法，收集到大量确有疗效的民间验方、秘方。又从人员、制度、方法、原则等方面对审查工作合理安排，同时，“贱便验”和参照西医的原则，保证了验方整理和编撰的科学、严谨、实用，使这个传统中医的“下里巴人”焕发出应有的光芒。屠呦呦从《肘后备急方》中得到青蒿素提取灵感的故事，启示着当今的人们，对《审查征集验方》进行继续深入的挖掘和研究的意义。
编者有感于此，多方收罗，集齐全集《审查征集验方》，并经反复整理校对，付梓于世。在整理过程中，为方便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将全部验方的分科、格式进行了统一，不合语义的字句进行了增删。原书第一、二册中，在每种疾病分科前面，按照病机、病理进行了相关论述，与后面四册体例有别，且部分表述限于时代，不免偏颇，故将这些论述摘出，作为附录。
编者2019年春于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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