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执_潘新和著_9787576039672

本书系作者毕生关于“语文学”的思考结晶, 既注重对“语文学”的哲学与原理的探讨, 更注重“语文学”的实践问题及其策略的观照与研究, 兼具观念的澄清与理论创新, 并特别注重实践智慧。书中文字, 散发思想的深邃与生命的温度, 意蕴深远。

自序
年少时喜搜敛“火石”，一种白色晶体状石头，不知学名。敲击火石迸火星，越大块火星越亮，于是，我常漫山遍野找大火石，沉甸甸地抱回，在门后、卫生间黑暗处，炫宝给同学看，敲得噼啪作响，火花四溅。自得其乐，仿佛全世界都亮了。
我读的是乡下小学，课余没“学习”什么事，纯“撒野”，所以常做搜藏火石这类不靠谱的事，对捏泥枪、粘知了、捕蜻蜓、滚铁圈、踢毽子、画古代大将军……都很着迷，玩得昏天黑地。疯玩凭“兴趣”，随玩随丢，没一样玩“成”的。如今我对“兴趣”不感兴趣，大约是“玩”倒胃了——始悟“兴趣”并非“最好的老师”，“愿望”“梦想”或“信念”“信仰”才是。教育家追捧“兴趣”皆因没玩够，害人不浅。“兴趣”虽可助力成功，但没那么神，多是见异思迁的“半吊子”喜好。较之飘忽无常的“兴趣”，我更信天性、天资、天命，与基于禀赋的德性、良知、情怀——这些更具人本性、恒定性，能从一而终，至死不渝。
长大后，童年“兴趣”荡然无存，玩“火石”的替代品是写作。这便有赖于言语秉性、“立言”信念——可谓自性回归。弥足庆幸的是，我的原始言说欲在未被语文课“阉割”、应试作文“凌迟”前，因“文化大革命”（1966年，我13岁）失学，得以率性而为、野蛮生长。言语慧根——如果有的话——则因祸得福、侥幸苟存。我的写作欲源于本我：发乎言语情性，止于“立言”天命。率性、天命写作，可概此生。写作令我开智解惑，发蒙求道，获益良多，故书名大言不惭：“破执——治学知行录”。
由“率性”言说到萌生“立言”之志，乃“破执”首“悟”。志在立言而知天命：“照着讲”“接着讲”“溯着讲”，循序渐进；数十年心无旁骛，不折不扣，沉迷于教学、治学，即知即行，知行递进，也算不忘初心，不负人己。
退休后无压力，不必纠结于课题、立项……稍感宽松、闲适，欲归天然，率性“涂鸦”。本书写作肇始，无特定目标，作无主题漫游。不承想，渐入佳境后，治学定势强大，理性重占上风，竟无可遁逃。既落研究窠臼，宗旨乃明：讲述言语人生故事，寻思学者如何练就。写法仍无一定之规，信马由缰，叙事、说理、抒情……博采兼容而折衷之，于是，便成此不伦不类模样。
尽管该书难以精确定位，权且勉强概略而言之。
这是另类科研方法论——人文社科学、方法论的书。反思言语人生经历、动机、因果、价值观，探寻精神生命成长、发展轨迹、规律。讲述学术研究“三通”（“古今贯通”“内外贯通”“中外贯通”）、“三讲”（“照着讲”“接着讲”“溯着讲”）、“三超越”（超越感性直观、超越经验认知、超越常识思维），涉学术师承、学者生态与学术“原创性”（整合的原创）等，称“治学心灵史”“学术学”或“学者学”著作，也许更恰当。如须作“书体”界定，似应归入特殊科研、科普类。
以“学者学”定位，众星拱月，各章节便井然有序、次第“破执”，相得益彰。
——“述往事，思来者”，冀与智者、后人对话。
西哲谓“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信然此言。写作身不由己，总被语言带着走，想荒腔走板一回都不成。写惯论文八股，想撒野也束手束脚，甩不掉学究气。只能尽力而为，能甩多少是多少。
既潇洒不了只好将就，不过仍要声明：此非正经八百的学术著作，“另类科研方法论”云云，便为免除误解。尽可能叙、议交融，图、文互见，间以题记、诗词、寓言、名家轶事、虚拟情境等。叙事、议论散文化，随心所欲地旁逸斜出，兼顾哲思性与可读性，力求摆脱传记叙事套路，审智、审美并重，以期丰富多姿，雅俗共赏。因“四不像”，“横看成岭侧成峰”，称整合并蓄的“融写作”，算得其所哉。
此属书体实验，尝试学术理性与叙事文学、新媒体表现的融合。独孤求败，斗胆背水一试。老顽童回归幼稚，再凭兴趣玩一回。
这是我玩的最大的“火石”，看铆足劲儿能敲出多大亮光。退休后仍在杂事中穷忙，忙里偷闲可劲敲。经五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火石”迸裂的绚烂中闻仙乐神曲，余音袅袅；彩雨纷扬，飘洒不辍。
循规蹈矩码字有年头，玩文体还是第一次，蛮有意思蛮开心。
拙著以生命历程为“经”，以其节点、拐点与相关人、事为“纬”，表达对精神生命、治学方法、言说智慧的思考。精神生命的养育，贵在“立言”志向奠基，知止而后有定，价值观决定一切。家学、师承并重，承传有序。在人生之树皱褶、枝丫中，探寻言语、文化基因的延续、交叉、重组。
在科研方法上，我看重“三通”。无不计功利的“三通”，积铢累寸的爬梳、融汇，就无“三讲”之珠联璧合。“三通”，最要是“古今贯通”。有“史识”，方具基本鉴别力、判断力；辅之以“内外贯通”“中外贯通”，方具开阔视野、毒辣眼光。“三讲”，最要是“接着讲”。“接着讲”是言说智慧的集中体现，是在“照着讲”基础上的“整合的原创”。集资源、思想、阅历之大成，撒豆成兵，攻城略地，值得舍命一搏。
本书是“溯着讲”之作，是“照着讲”“接着讲”的反思、延伸，是学术人生的回视、总结。
这是学者自我“活体”解剖，制作标本，示以褒贬、评断，解析内在机理，供围观、戳点。未必能规范路径，指点迷津，愿投石问路，试误纠错，鉴此得以少走弯路。
本书内容以“学者学”为主旨，其书体命名“溯着讲”，颇费踌躇。
我力避写自传（传记、回忆录），忌讳其“高大上”。多年前，我曾怂恿岳父高时良先生（教育史学界泰斗）：您经历那么多，著作等身，写本自传多好？他总摇头不语。他活到104岁，至生命尽头笔耕不辍，却始终对写自传不松口。我因此心生敬畏：自传不可妄作——学界大神尚拒写，鄙人岂敢造次？
既以为自传之类乃名人、伟人之禁脔，庸常难攀大雅。偶有写人生感悟的念头，常因此被扼杀。后见自传多成名利工具而坏了名声，便由敬畏转为轻蔑，欲别出心裁重命名，以区别或高雅或低俗的“自传”，力求与“照着讲”“接着讲”对接。
因阴差阳错的偶然（见本书“跋”），我开始写此书，当时对书体定位尚不清晰。写得酣畅淋漓间惊觉踩雷，似误入“自传”禁区——已骑虎难下，只好自我排遣：所写非自传。究竟是什么却也茫然。苦思冥想也难觅合适体式。好不容易寻得自叙（自我说事）：“自叙”属平民写作，谁皆可用，有别名家巨擘专属的“自传”。不求高雅、严谨，咋写都成；不用装，没规矩，适合自说自话；心灵实录，立此存照，便是目的——既“正名”，略微心安。
过一阵，又觉有掩耳盗铃之嫌。在“研究性写作”语境，“自传”或“自叙”都不妥帖。“自叙”虽比“自传”好，却普遍性有余，特殊性不足，泛而不切，未见学术人生反思。于是耿耿于怀，夜半醒来仍琢磨：悟着讲、叙着讲、忆着讲、合着讲、总着讲……走马灯似，逐一检视、淘汰，直至蹦出“溯着讲”才尘埃落定。这既表明对言语（学术）人生追溯、反思，与“照着讲”“接着讲”也搭。“溯着讲”的“溯”字，表明其“根”性特征。既是纵向的追根溯源，也是横向的追因溯本。于是释然：先是“照着讲、接着讲”，再以“溯着讲”收煞，可谓功德圆满。
此“三讲”为言语人生三部曲，学术研究金字塔。治学知此三事，就不致找不着北。本书若别无可取，知学者使命也值当，记住“三讲”便不亏。
照着讲、接着讲，是冯友兰先生所言，不敢掠美。他在《贞元六书》“新理学”绪论中说：“……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从此便有“照着讲”“接着讲”的说法（其源头是孔子“述而不作”的“述、作”观）。今加上“溯着讲”，“两讲”变“三讲”，重构学术版图、学者使命。以“照着讲”“接着讲”“溯着讲”，循序渐进或循环往复，构建学术人生金字塔似更到位、合理。以“照着讲”“接着讲”为基座，“溯着讲”为塔尖。有“照着讲”“接着讲”的递进支撑，承先启后的“立言”；有“溯着讲”自我反思、升华的了然洞彻，格局遽改。
学者“自传”貌似“溯着讲”，实则形、神迥异。学者自传多写人生履历、术业行状，述要钩沉，属叙事性、年谱性的。林语堂《我这一生》、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等即是。溯着讲，是叙、论结合，叙事为说理，侧重悟、论。叙、理，悟、论皆与学者自身研究（旁涉他人）相关，是“对研究的研究”，即探讨研究方法、范式、本质等。此“溯着讲”旨趣，自传鲜见。“溯着讲”与“照着讲”“接着讲”，同属治学范畴。
学者水平与时俱进，青壮年与晚年所见不尽相同。溯着讲，是学者晚年——学术巅峰期的回视性、修正性、集大成的认知呈现，因此弥足珍贵。
就“三讲”而言，“照着讲”是“必有”，多数人能做到；“接着讲”是“或有”，只少数人能做到；“溯着讲”是“可有”，是极少人的锦上添花。（此三者中人，能力有级差、落差）——能“照着讲”“接着讲”，此生没白活，大致可交差。能“溯着讲”是福气，表明没英年早逝，“照着讲”“接着讲”后尚有余裕。世上“必有”事不多，“或有”事甚少，“可有”事罕见。世事多可做可不做，人各有志，可各取所好、尽其所能而为。即使是“必有”的“照着讲”，也非人人愿做，且能做好的，何况“或有”“可有”之事？
凡事皆有例外，天才便是。创造力超绝之人，振聋发聩，或可一步到位，不必循序渐进、按部就班。但天才极少，几可忽略不计——若自以为即“极少”者，大抵为臆想。天才能“照着讲”最好，不能也无大碍，因其可先验、超验。“溯着讲”亦可有可无。有，最好。无，可由他人替代：“评传”即是。不过，毕竟隔一层，且作者与传主学养悬殊，恐力有不逮。
“照着讲”“接着讲”，前者是学问积累、思维历练，后者是承前启后、学术创新，这已然不易，非竭尽心力不可。对许多人来说，“照着讲”已力不从心，见树不见林，无能提纲挈领，见微知著；“接着讲”更无能为力，缺乏想象力、整合力、原创力，未能革故鼎新，范式重构。对于学术生涯来说，即使做到这些，也还只是知其“然”而非知“所以然”，是“果”而非“因”。从事研究的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言语人生、专业研究的本质……最终要回到对人——自身的叩问。小到一文、一书的写作动机，中到人生历练、际遇，言语、精神生命成长，大到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对前世、今生、来世的终极思考，这些都与研究——你能看到、想到、写些什么，写得怎样等，息息相关。圆满的学术人生，与诸多学问外事物有因果关系。追根溯源地释疑解惑，回归对人——自体言语生命的检视，是“溯着讲”的目的。
若完成“照着讲”“接着讲”，“溯着讲”便呼之欲出——体验、感悟日积月累，已胸有成竹，文字变现的举手之劳，何乐不为？将亲历之事、平生所想，治学得失、甘苦说出来，蛮舒心的。到人生收获季，五谷丰登、瓜果满园，可随心所欲地精挑细选。非不得已而为之的苦差，而是捎带手的活。
记得读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周末，我去师院打乒乓球，打完后，球拍插后裤腰，满校园拈花惹草闲逛。那时师院凌乱、散漫，却比现在好玩。荒冢颓垣，瓜菜遍地；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我一路玩耍，听声嘶力竭的蝉鸣，响一阵歇一阵，看漂亮的金龟子在头顶嗡嗡掠过，一路捡菜叶、拔兔草，瞧金乌西坠，用汗衫包捧着回家。是时食不果腹，养一笼兔疗饥，打兔草是我的活儿。
进屋撞见老爸，他见我满载而归，笑盈盈地夸我爱劳动，打乒乓球居然不忘顺手牵羊带兔草——父亲的教育也是“顺手牵羊”式的，从不耳提面命。这是他对我唯一的表扬，且初闻“顺手牵羊”，很新鲜，一并记牢。
我从小作文一般，但喜成语，情有独钟，见一个记一个用一个，作文使劲堆砌，一串串显摆，还真把老师给唬晕。——写“自叙”本没想给书体正名，却“顺手牵羊”正了名，便意识流到父亲，打乒乓球、拔兔草、写作文……
人许多事是“顺手牵羊”做的。捎带干没负担，不觉间竟做成了。能捎带的事，多自觉自愿，因此能做好。我写作常“顺手牵羊”，该写的，正经心不在焉，旁逸斜出却歪打正着。对“溯着讲”的思考，便是写“自叙”的副产品。本想说为啥写这书，却岔开去，给书体“正名”。所幸结果尚好，二合一，一起办了。
偶尔跑题无妨，能把“羊”拽回来就成。
写“自叙”时，始悟“溯着讲”之必要。书成，益觉“溯着讲”期期不可或缺。其重要不亚于“照着讲”“接着讲”。今后若说代表作，要加上此书。尽管此非学术专著，但不无学术品位，其思想含量、深度，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溯着讲”是言语人生反刍。不写此书，我对自己人生轨迹，节点、拐点，人物、事件，成败、得失、利弊、因果等，只会偶尔发发呆，回放些片段，不会刻意从头到尾冥思苦想。成天做学问也会变傻。将周遭鲜活的世界从生命中剥离、隔绝，人成科研机器，异化为非人，“照着讲”“接着讲”便意义尽失。因此，溯着讲使迷失的自性回归，是返璞归真的精神护理、灵性保养。
“溯着讲”，主脉络是对学术研究生涯反思。学者许多经历似与治学无关，却是必要的铺陈，没前因，便无后果：我祖父、父母的身世、遭际等，是我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缩影，是我精神基因的来源，包含我对中国文人观念、命运、责任的初感，给我未来的人生定位奠基。父亲的书《中国语原及其文化》，童年温馨的家庭生活，一代知识分子的际遇，是苦难观、“立言”观的植入，影响终身。20世纪50年代教育的宽松、“不作为”，父母的“不言之教”，农村小学的野放童年，读书、分数、升学，都不是问题，全无“输在起跑线”的顾虑。自由放任、无拘无束，与大自然为友，对养护生命力、想象力歪打正着。……我的治学发端于迟到的大学生涯，凭初一学历报考，同届同学年龄差16岁。作为“老三届”之一，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七七级”的荣耀与自豪，不是佩戴大学校徽炫耀光环，学业优秀志得意满，而是寻获文化良知、作纯粹学者的精神洗礼。我的学术师承，恩师林可夫、孙绍振……为我精神、事业打底；众多师友、同仁相互砥砺、潜移默化，得以在学界安身立命……这些，随着时间推移而发酵，渗透进思维、思想，构成时空景深、人格塑形、文化底蕴。无此人生历练、人文熏陶、学识积淀，无以成“立言”志，知继往开来之天命。
本书提及许多人，我与其短暂聚首或擦肩而过，若非写时追思，唤醒沉睡记忆，或许永不知他们之重要。大家将读到的陈汉章校长，就是不该遗忘而遗忘的恩人之一。
1974年底，我回城，分在福州第23中学。在北峰分校带学生劳动一年后，返回主校正式工作。陈汉章校长让我搞教学，兼班主任，先教“农基”（当时，生物课改称“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农基”），后应我的要求，改教语文，这在入职福州教育系统知青中极为罕见。听说另有一人当体育教师，其他均为教辅人员，如图书管理员、总务处职员、器材保管员等。以前我没细思此事，虽也高兴，可不觉有啥了不得。置于言语人生审视，方知是我命运逆转的节点、弯道超车的起点。
我若无教学经历，就没“教然后知困”的求知欲，1977年恢复高考，我也许不会有报考冲动。没教过语文，没在工作中读书学习，初中一年级的底子，高考总分很难上线。没上大学，便无留校任教与学术生涯——说陈校长改变了我的命运并不为过。
没陈校长抬爱，一个低学历知青凭什么教书？福州中学看重学历，教师须有大学文凭。让我搞教学算破格，是天大的恩情。在23中三年多，我没送过他任何东西，我与他独处不超过5次，每次不超过5分钟，说来见笑，有一两次是专门提意见的，然而，他并不介意。他是我言语人生当之无愧的第一贵人。我后来的一切业绩，给学生之爱，写的每篇文章、每本书，追根溯源，都有他一份功劳。而我几乎忘了他，他或许也不记得我，可我不能忘了他。
即便长期相处、熟而又熟的人，我念他们的好，却也未曾想过对此生有何意义。当写作本书时，重临人生驿站，少长咸集，群贤毕至；景物依旧，荆棘丛生或鲜花盛开，凄风苦雨或惠风和畅，往事历历如昨，一一复活。若无他们提携、指引，何有今日之我？思前想后，感激涕零。他们的恩德、情谊，永志不忘。想到他们，就不会患得患失，纠结于势利得失，而能坦然面对坎坷、不公，义无反顾地欣然前行。
我的“溯着讲”，既是回顾、反思言语人生，也是向恩人鞠躬致敬。他们中很少人能读到此书，但万千读者将知他们的善行，记住其名字。如果我用李白《赠汪伦》作比（汪伦因李诗传世而扬名），那是亵渎他们。若论行善动机，雪中送炭、不求回报的他们，比附庸风雅的汪伦，理当给予更多敬意。他们活在我书中、心里。
因此，拙著也为回馈恩人。人生之旅谁无恩人，而感恩、报恩者寡，盖受惠却以为理所当然。世间人情凉薄与此有关。
“溯着讲”，专为学者量身定制。该命名精准与否尚需推敲，却是有诚意的学者所必须追求的。本书是我的“溯着讲”，学术人生收官之作。本书付梓，意味着我完成三部曲——“照着讲”的《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中国语文学史论》，“接着讲”的《语文：表现与存在》，“溯着讲”的《破执——治学知行录》。该做的做了，做得怎样，留待读者、后世评说。从理论上说，学者有此“三讲”足矣，有三部代表作可也。有人写几十、上百本，无此“三讲”亦徒劳。“三讲”得其一不易——“三讲”并具是我之幸。有“功德圆满”的欢喜，亦不无落寞；事毕心空，茫然无措。
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道也道罢，名也名了，唯语言陷阱难逾越。即便竭尽所能，亦书不尽言，言不逮意，只能将就写，凑合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庄子•养生主》）薪燃有穷尽，火传无止境——留微弱薪火于世，吾愿已足。
朝花夕拾未必真实，记忆误差在所难免，提要钩玄终有障蔽，尚望诸位鉴谅、指教。

潘新和
于闽江之滨寓所
2020年2月15日

上大学，留校，精神、治学师承

人生节点或成拐点。——题记
我的命运转折，始于上大学；转入治学模式，始于留校任教。
至今回想上大学经历，仍恍如梦中。
回城当教师，教语文，是我命运的重要转折——真正翻盘则是上大学、留校，走治学之路。对我来说，这转折太意外，是毫无准备地到来，想起便不禁偷
着乐。
好牌会打烂，烂牌也会赢，就看你怎么打。有时，各种动机纠缠，偶然巧合，作何选择，如何行事，身不由己，输赢早注定——天、人、命、缘……究竟谁注定，却也说不清。
我参加高考、上大学，与“高考改变命运”的励志口号无关。当时没这一说法，我也没强烈的“改变命运”的动机。我已有不错的工作，还陶醉在返城当教师的喜悦中。尽管本心觉得我属于大学，了却夙愿是天经地义；不上大学便缺了什么，好似人生美景无端被剪去一角，心有不甘——可又有何用？个人无力对抗环境。后来反思，方觉高考确实改变了命运，使我成为我自己——与其说改变命运，不如说是活成本我。要是不上大学，不治学，不知我还追求什么，我会成怎样的人。我无法想象活成别的模样——我非我，将抑郁而终。
“条条大路通罗马，何必一棵树上吊死？”这道理懂，但做不到。有些事我很执拗，“有悟”却仍“执迷”。
我参加高考的动机，除了却夙愿，找回自己，还来自几载教师经历。一是要当好教师，不误人子弟，就要多读书，大学可专心、系统读书。二是中学教师多为大学毕业，虽不少是“老五届”大学生（上大学赶上“文革”停课），“文革”后期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与中专生，说“毕业”名不副实，但毕竟有文凭，在中学立足需有大学文凭，这是“潜规则”。否则书教再好，别人也未必瞧得起你，总不尴不尬低人一头，这是无形压力。除非天才，可视文凭如废纸——可我是王国维、陈寅恪吗？
我知道上大学是一厢情愿的奢望，愿望再强烈也没着落处。那时仍是推荐上大学。然而有些不可能在瞬间变为可能，即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高考、上大学就是如此。政策改变之突然出乎预料，我终于等来最后一搏的机会：恢复高考。尽管这机会于我仍很渺茫，渺茫到接近
于无。
在停止高考11年后，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以头条新闻发布恢复高考及其招生条件的消息。高考将于一个多月后进行，适龄青年都可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这是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作出的重大决策。据说是在教育部召开的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简化了招生条件，主要抓两条：一是本人表现好，一是择优录取。不再靠“推荐”上大学，“不再根据政治表现和家庭成分限定考生资格”，卸去“出身不好”的政治枷锁，这喜讯闪电般传遍全中国，是莫大福音。
要说恢复高考最应感恩谁，非邓公莫属。恢复高考的意义超出其本身，还百万知青做人尊严。单这点就应永志不忘。
时不我待，先干再说，唯邓公才有此大气魄、大格局。“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话糙理不糙，是无理至理。
恢复高考，推翻“成分论”，回归人无贵贱的人道主义，开思想解放之先声。我欣喜若狂——“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不足表达这份喜悦。我第一反应是要报名，立刻，马上。
我根本没考虑自己学历低，十多年前读初一残存的可怜家底，早忘得一干二净，连高中教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我不考虑能否考得上——能否考上不重要，重要的是去考！跟其他考生一道上考场，就心满意足。
我要的是平等竞争权，是心理补偿。
“插队”时推荐上大学，我只有眼馋、心痛的份儿，总算机会来了，能轻易放过吗？从小在“书堆”中浸泡，在大学生中“厮混”，师院校园像自家庭院，潜意识中读大学理所当然。我的竞争对手是累积12年的人才：前是“老三届”高班前辈，后是“复课”后新鲜出炉的应届生，而我那点初一的文化底子，经多年“修理地球”早荡然无存。前狼后虎，稍微冷静想想，就不敢贸然
一试。
事后知道当年考生570多万，录取27万，录取率约4.8%，一身冷汗。——我当时只想着报考，别的一概置之不顾。
不自信的我能作出这大胆决定，除了自身因素，定是父亲在背后推我一把。这一把至关重要，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有父亲的无形扶助。这隐性力量，可称家族文化，流淌在血液、渗透于亲情。
这是我此生最重大决策，是在理智缺位情况下作出的。看来人有时不能太理性，不能照常规思维，不能谨小慎微、三思而行。在考大学这事儿上，我被激情与冲动挟制——完全“昏”了头，作出的决定绝对不“正常”。在570多万考生中，初一学历报考的大约万分之一都不到。我何尝不知考上的概率接近于零，但只为完成一份夙愿，将来不后悔，为了对得起自己。至于能否考上倒不十分看重——好歹经历过，从此死心。
有些事不可过分计较结果会怎样，成败、得失、利弊如何。这些，说重要就重要，说不重要就不重要。要是左思右想，深思熟虑，算盘珠拨来拨去，论证来论证去，“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黄花菜都凉了。任何事要找负面理由轻而易举，畏难心理易将负面理由放大，那啥事都别做了。一切取决于你要什么，如果你只想：“完成心愿，就是目的。经历一回，便可无悔”，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负面因素再多也不必考虑。
在一个多月的备考期，我白天照常上班，晚上备课、改作业后，熬夜温书。在那寒冷的冬夜，母亲怕我肚子饿，为我煮碗面，热在煤灶上，读罢、吃完，大约午夜两点，全身暖和，倒头就睡。融进浓浓母爱的面香，伴我走过追梦时光。
仿佛一夜间，所有中学都办起高考辅导班，我所在的二十三中也不例外。我时间大都花数学上，去听过一两次数学课：大教室盛况空前，听者爆棚，里三层外三层，叠桌架椅坐不下，有人从头到尾站着听课。我这25岁的“老青年”跟十五六岁的应届生挤一起，熟悉的学生与我打招呼，我感到脸发烧，有点儿不好意思。听得一头雾水，干脆回家自学，能学多少是多少。
“开夜车”将初、高中教材草草看一遍都来不及，便硬着头皮上考场。
福建1977年高考在12月17、18日，我的考场在福州第十四中学。我按要求考前看考场，找到考室，在自己位置坐下，一介“老考生”，心涌万千感慨与酸楚。眼前一切陌生而遥远，整整12年没考试，遥远的少年记忆已淡忘，像毛玻璃后模糊、发黄的老照片。韶华已逝，年近而立，与稚气未消小鸡雏般的应届生同考，且未必考得过他们，这太荒谬、残忍，唯暗自伤感。
考试还顺利，大约是持平常心的缘故。估算着，除数学上不了50分，别的差强人意。由于作好充分的落榜准备，考后没把这事儿搁心上，照常上课。一天校办通知说我上了本科线，准备体检、政审，把我狠吓一跳，太出乎意料，兴奋得就差没成“范进”。此后一帆风顺：顺利通过体检、政审，被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这是我唯一志愿，算如愿以偿。
我能进4.8%，平心而论，不是我太强。在我，是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跨出关键一步，成败一念间；挑战不可能，人生从此改观。
在福州二十三中整整三年，离开熟悉的师生，颇为不舍。我当过两个班的班主任，与学生朝夕相处，很有感情。他们在“文革”中读小学、初中，基础不好，很少考上高中、大学，多数初中毕业便“上山下乡”，后回城当工人、下岗。如今他们也已年近花甲，不知过得可好？
我与教研组、年段教师告别，与仁慈的陈校长告别，感谢关照与栽培。考上大学，也算不负陈校长知遇之恩，这使我稍感心安。办好离校手续，临别时，学校送我笔记本留念，扉页写着“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敬书叶副主席诗《攻关》送潘新和同志升大学深造”，我至今珍藏。恢复高考后这诗脍炙人口，被四处张贴，皆因它说出了当时有志青年的
心声。
这是我第一次“弯道超车”，从知青一跃进入“天骄”方阵（称“七七级”为“天骄”并不过分）。我如没有抓住机遇登上这个台阶，就没有后来的人生、事业。上大学，是我最重要的人生拐点。
我若错过1977年高考，将错过一生。这是我乘人不备的成功逆袭。要是犹疑、畏缩，等到1978年、1979年，大家都已回过神来认真备考，我必败无疑。在我系“七七级”中没人与我同龄，不但没“文革”前的初一学生，连初二、初三的也少，多是高中的，“老高三”居多。在这场选拔赛中，初中生处明显劣势，初一的，基本考前就淘汰出局了。一次知青聚会，有老同学说我是十六中1968届（初中一年级）唯一的“七七级”大学生，我才意识到也许确实如此。我们那届10个班总共500多人，这样说来，录取率不到0.2%。
命运之神仁慈而残酷，慷慨而吝啬。她免费派送机会，往往只给一次，若失之交臂将永不再给。人一生中，有时要发愤也要发疯，不顾一切挑战不可能。“三思而行”的谨小慎微，可规避风险，也会断送前程。
怀揣录取通知书去报到是无比美好的体验。我自行车载着行李，满面春风、一路偷笑，尽情挥洒玫瑰花香般阳光，恨不得让全世界分享上大学的喜悦。在失学12年后戴上“福建师大”校徽，住进学生宿舍楼，在教室上课、听课、记笔记，到学生食堂用饭票领餐、用餐……大学新生活像看电影。——大家无法想象疯飙的自豪感，每天处于“甲亢”（甲级亢奋）状态：自豪、激动、感激、感恩、新鲜、刺激、快乐……这纷乱、复杂的情感，是应届高中生难以体会到的。
用“苦尽甘来”“枯木逢春”“否极泰来”“时来运转”……将此类形容词都用上，也无法表达我的兴奋与满足。雪藏12年复活，恍若隔世。
经历死心塌地的绝望，才能体会“七七级”意味着什么。
不敢说“七七级”群贤毕至，但确实“少长咸集”。学力有高下，但大多很优秀，毕竟是集聚12年的优秀考生——考生中不到5%的佼佼者。有的当过多年教师、干部、秘书、新闻工作者，有的发表过作品，诗歌、散文、小说……小有名气。年龄差距10多岁（全年级130人，我的岁数居中偏上，不少比我还大，“老高三”有10多人），多数是“老三届”，有的已过而立之年，儿女绕膝。少数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小弟弟、小妹妹，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他们才是被馅饼砸中的幸运儿。
为了因材施教，系里推出“免修”教改举措，考“写作”“现代文选”，通过的可不修这两门课，腾出时间，自主读书、研究。得知这消息，个个摩拳擦掌、蠢蠢欲动。这是入学后首次实力比拼。
报不报名我颇费踌躇，论高考成绩，我因数学拖累，分数肯定不算高（我们那年没公布高考分数），也许还不如小我一秩的毛孩子；论实践，没法跟长期舞文弄墨的“老高三”前辈比。没傲视群雄的资本，我想放弃，怕自找没趣。初一学历的阴影潜伏在暗处伺机使绊子，使我常有自愧不如的心虚胆怯。小弟妹崇敬“老三届”的目光，使我更添名不副实的惶恐。
可将机会拱手相让又有所不甘：去见识下也好，通不过也不亏——能通过的毕竟极少。被识破庐山真面目是迟早的事。初一程度藏也藏不住——以后考试多得很，终归要露馅儿的。不如硬着头皮试试，知道差距，好努力追赶。经一番挣扎，终以不论成败自慰，悄悄报了名。
不想考试结果公布，跟考大学一样，再次出乎意料：我竟是通过两门考试的六七位之一（参加考试的不少，通过一门的大约10个左右）。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能通过一门就算瞎猫撞见死耗子，怎可能通过两门？
这回还是勇气战胜懦弱，获入学后初战大捷。这两门课还没怎么上，考什么一无所知，事先没任何准备，也无从准备。“现代文选”好像是考文学知识与鉴赏，知识是瞎答，鉴赏是瞎写，竟通过了。通过“写作”更让我惊愕。“插队”时在公社、大队胡写，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居然秒杀诸多“笔杆子”，不可思议。
经历这场血拼，自此扬眉吐气，低学历心理阴霾，如影随形的自卑尽消，获得大学四年，甚或一辈子的自信。
其后续效应是为留校任教奠定基础——只是“基础”，给老师、同学留个印象，四年后临毕业时还有一次考试，这才最终决定留校人选，决定我一生从教、治学的命运。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