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阜昌石刻《禹迹图》舆《华夷图》、清初“浑托和”考释、“五行”与“五常”的配法、周礼与《小雅》部分诗篇的创作、古今中西之间——陈垣与20世纪中国史学、尘世几人还识我？——记政治学家、诗人吴其玉先生。

说阜昌石刻《禹迹图》舆《华夷图》
清初“浑托和”考释
“五行”与“五常”的配法
周礼与《小雅》部分诗篇的创作
古今中西之间
——陈垣与20世纪中国史学
尘世几人还识我?
——记政治学家、诗人吴其玉先生

    对此，郑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推论，他认为这说明了，人关以前一般宗室勋旧无论是否主管旗务全有包衣，有包衣就有包衣大。太祖初起兵几年追随的人很多，他们全有给使的包衣，就是仆役。当时旗制未定，所以不会加以限制，旗制既定亦不会因之取消，有一时期勋旧的包衣与分隶各旗包衣佐领下的包衣，同时并存。
    郑先生还推断说，遣家仆实在就是私家的“包衣”，因为要分别于旗制裹的“包衣”，所以改称。逮后包衣制度日严，私家的“包衣”渐渐改称，成了《户部则例》中所谓“八旗户下家奴”。
    我们遣裹基本同意郑先生的推断，上面列举几例中包衣大管辖下的包衣，应该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奴仆，或曰奴役。所以，无论八旗贝勒受到封赏或贬黜，也无论是爱新觉罗子弟抑或是外姓功臣，家下都蓄养奴仆，他们被称为家人，也就是包衣，都由包衣大管束。
    问题在于这些包衣大下的包衣，舆包衣牛条章京治下的包衣有什么区别？郑先生认为区别在于一是私家的，一是旗制中的。这未必尽然，前面说过，包衣牛条与外牛条有别，包衣牛条就属于各旗主贝勒的私家而不属于郑先生所说的“旗制”。所以更有可能的区别，在于包衣大所辖人丁，更多的是在家内服役，上述几条史料中的包衣大，或归属于主人的母亲，或归属于主人的福晋，就很说明问题。而包衣牛录章京治下的包衣，则是需要随主人从军作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