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文本的探查，以及抽丝剥茧的史料爬梳、深入现场的当事人探访等，为钱锺书、杨绛、巴金、胡适、许知远、余世存等文化人画像，为文学史文化史补白。并透过人事的纠纷、文本的变迁，呈现知识分子思想的活力，给人们以感动和启迪。
晚年沈从文与萧乾
看到《沈从文的驯服》，又有新的感受。这里特地引用原文一段：
关于沈从文与萧乾这两位亦师亦友大半个世纪的老友在晚年断绝友谊一事曾是一个“谜”。要感谢傅光明的“解谜”之劳。傅光明《萧乾与沈从文：从师生到陌路》对此事做了详尽的剖析：1972年，沈从文从湖北咸宁干校回到北京不久，萧乾去看他，见他一人住在一间房里，而夫人和孩子住在另一条胡同里，中间隔得很远，生活极不方便，就想通过朋友找到历史博物馆的领导，争取给沈从文一家解决住房上的困难。后来事情没办成，萧乾很过意不去，就把事情经过告 诉了张兆和，不想沈从文得知此事后，极不高兴，当即给萧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多管闲事。有天在路上，两人相遇，沈劈头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房子的事你少管，我的政治前途你负得了责吗？”……傅光明剖析说，这时的沈从文早已被扭曲成了政治的驯服工具。
傅光明老师是萧乾的弟子，他编著了很多关于萧乾的作品，包括采访整理的《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纪实文学《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以及编选《萧乾文集》（10 卷）等。我非常敬佩。《萧乾与沈从文：从师生到陌路》一文收入他的随笔集《书生本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年出版。萧乾于 1999 年去世。
在《萧乾致李辉信札》（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年版）中，我看到萧乾对房子的事有一个陈述。他在 1992 年 2 月15 日写给李辉的信中说：“关于我为沈从文家跑房未成功，过一年挨他骂事，有便你可问问张兆和三姐。她是世界上唯一读过那两封骂我信的人。问问沈究竟为何那样生气。我们二人决裂，确实是一大不幸。我这方面是隐忍到了极点。五七年批我的会上，他把我帮 Allan 编 China in Brief 事说成‘与帝国主义勾结’，我也未在意。1961 年返京还即去看他。”1994 年 3 月 24 日给李辉的信中他又写道：“我还想有一天写封我对沈从文认识的信。这些，都望你不给人看，更勿公开。”
这是我们在字面上所看到的萧乾方面私人的看法，但对沈从文的真实看法，却不得而知。
记得 2018 年元宵节在泉州，我有幸与彦火先生在泉州的酒店里会面并交谈。说到萧乾与沈从文，彦火先生说，萧乾病逝前写于 1999 年的文章《我与沈老关系的澄清—— 吾师沈从文》，2001 年由萧乾夫人文洁若交给他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2001 年第 12 期上。
这篇文章成稿于 1999 年 1 月 30 日，是萧乾“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零零碎碎写出来的”，他曾叮嘱妻子在适当时候发表。内地报纸《湘泉之友》最早于 2001 年 3 月 10 日见报， 《明报月刊》应是发表此文的第二家媒体。
彦火先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从事中国作家研究，采访了大量的文化名人，并以 50 万字的文学评论集《中国当代作家风貌》轰动文坛。他所撰写的《萧乾与沈从文的师徒恩怨》非常著名，被各方媒体转载，广为传播。他说， 萧乾的文学道路，第一位恩师是沈从文。沈从文也欣赏这位勤奋、进取的文学晚辈，写信大都用“乾弟”这个称谓。萧乾写的短篇小说《蚕》，由沈从文细心修改过，把别字誊正了，把虚字去掉，在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公报》副刊刊登。萧乾后来写道：“从那以后，我把别字看成鼻尖上的疤，对赘字养成难忍的反感。”林徽因读了这篇小说后，通过沈从文约见了萧乾。“可见《蚕》是萧乾的成名作”（彦火语）。
1935 年 7 月，萧乾大学毕业，由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推荐进入《大公报》编文艺副刊，其后兼任旅行记者。
沈从文还把自己的写作心得传授给萧乾：“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后来萧乾以此为底本，对外讲：“字不是个死板的东西。在字典里，它们都僵卧着。只要成群地走了出来，它们就活跃了。活跃的字， 正如活跃的人，在价值上便有了悬殊的差异。”
在萧乾的文章《我与沈老关系的澄清——吾师沈从文》里，开首便写道：“人家都说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其实我在文学道路上得到沈从文的指引提携，比汪曾祺要早。 他是我的恩师之一，1930 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过的笔迹。”这里进一步证实了早年沈从文对萧乾在文学上的帮助与提携。
当然，萧乾在文章中也记述了他为沈从文住房奔波的事，但他分析说：“我认为他的用意无非是奉劝我这个‘摘帽右派’少管他的事。我不相信他真的想申请入党，只不过是用此话来表明，他没有像我那样沦为次等公民，在政治上占我的上风。”
时过境迁，对同样一段话，每个人的理解和分析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认识误区，包括当事人自己。这段话必须放到特定的时代环境及对话语境中，才能更准确地捕捉到话里话外的意思。沈从文的意思，不一定是萧乾理解的意思。而萧乾认为的意思，也未必是傅光明解读的意思。对于傅
光明的解读，另一个学者魏邦良有不同的见解。他记述道：“1952 年，在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两年后，党委书记找沈从文谈话，要他写申请加入共产党。沈从文回答说：认真做事是我的本分。入党我没有资格，还差得远。”
萧乾文章中总结出两人交恶的原因：其一是萧乾在沈从文与丁玲闹翻后，他仍与丁密切来往，没有划清界限。“1983 年 6 月，丁玲大姐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化组组长，我是副组长。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谈工作，相处融洽。”（萧乾语）其二是时代与环境使然。1957 年鸣放时期，萧乾积极响应号召，写下了一系列鸣放文章，还邀请沈从文给《文艺报》写稿。沈从文一口回绝。萧乾透露，沈从文 1957年在文联大楼曾公开批判他，“竟把我（萧乾）协助美国青年威廉·阿兰编了八期的《中国简报》，耸人听闻地说成是萧乾‘早在三十年代初就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对此，魏邦良的文章写道：“解放后的沈从文和萧乾，一个彻底封笔，一个炮制了大量的应景之作，两人之间的分歧自然越来越大，隔膜也越来越深。”“1948 年，郭沫若给萧乾扣上一顶‘黑’帽子，但到了 1951 年，萧乾就成了‘红’人，……对于固守自我的沈从文来说，萧乾的趋时与跟风，他肯定看不惯甚至厌恶。”（《沈从文与萧乾的恩恩怨怨》）
这里还有一个时间节点需要注意，上个世纪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沈从文精神和心理陷入了迷狂状态，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多次自杀。第一次自杀时，他选择触电，被儿子沈龙朱救了下来；第二次自杀，先是喝了家里照明用的煤油，继用刀片割自己的手腕，张兆和和堂弟发现及时才避免了悲剧。
1970 年，沈从文在湖北双溪收到萧乾的信，复信称呼他为“萧乾同志”；再接萧乾信，复信称呼“秉乾同学”。第二封回信比第一封短得多，第一段即说：“望把前信寄还，十分感谢。……孩子们一再嘱咐‘病中不宜和人随便通信，免出麻烦’，所说十分有道理！”尽管这一时期，沈从文也创作一些讴歌劳动的诗作，如《大湖景诗草》中的《好八连》，“五七指示尽英明，新屋罗列新农村。人知社会主义好，反帝反修计虑深。八连常称四好连，基建工程事当先。新屋列列丘陵上，身住席棚意气闲。”彼时彼处，诗作中的真情实感或发自肺腑，无可厚非。
萧乾去世前的文章透露：“1988 年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告诉我，沈老师同意见我。由于李辉要出差，我们商定，他一回来就陪我去崇文门沈老师的寓所去拜访他。没想到，五月间沈从文老师这颗文坛巨星，突然陨落，就失去了机会。”“同意见我”似乎是一个信息，为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师生情画上一个遗憾又还算圆满的句号。
再说点题外话，自 2018 年“五一”赴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参观回深后，我一直阅读关于沈从文的书。一个人一生的各个人生节点上，难免因时而变随势而为。但于沈从文而言，不至于变异到完全被“驯服”，否则，早年的他写不出《边城》里那些乡下人的模样，晚年的他也无法执迷于那些瓦瓦罐罐花花草草，成了中国服饰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巴金晚年评价沈从文：“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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