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中世代间的照顾:关于过去和将来的老人_黑龙江教育出版社_9787531678465

本书着重研究老人在高龄时与家中隔代人之间的关系：照顾关系模型和家庭的变化。本书告诉我们：最新教育科学研究表明，世代间的关怀和照顾是通过对个人培养的过程来探索家庭的意义，在亲近与疏远，责任与放任，传统与革新间徘徊。

第一节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衰老、临终、死亡
\\t衰老的过程不仅是一个身体和心理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了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历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社会的影响。一个社会的年龄结构，首先是通过哪些因素被定义为衰老而决定的，这些因素在一个人出生后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确定进入老年的标准，通过这些因素，老年具有文化上的含义，并且赢得一定的社会意义（Amrhein，2004年；请参照Amrhein/Backes，2008年：第383页）。在20世纪后半叶，老年问题的重要性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承认。从人口统计的角度来看，老年问题不仅随着生育状况的变化而改变了生命的起点，而且也由于不断增加的预期寿命，而改变了生命的终点。由于不断完善的医疗护理和营养条件，经过整个20世纪，德国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大约30年；而2008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德国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是82.1岁，男性则为76.6岁（请参照Statistisches
Bundesamt，2009年）。与之相伴的现象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德国首次出现了有关“照顾危机”的公开讨论。高龄化的现象不仅是“年龄方面的结构性巨变”的一个要素，而且也与老年人离开职场、老年人中的女性问题（在85岁的老人中女性的比例超过了3/4）和老年人的独居问题相互关联（请参照Tews，1990年）。在对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的讨论中，老年的生命阶段不仅显示出对社会变迁的重要影响，而且人们也发现老年问题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请参照Backes/Clemens，1998年）。在社会学的讨论中，赫尔穆特·舍尔斯基（Helmut Schelsky）[1]探讨了在工业社会中，在职场、家庭和业余生活领域“老年人的功能丧失”的问题（请参照Saake，2006年：第55页）并将它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老年在规范上和工具上的不确定性”的流行术语联系在一起，这些都体现了在根深蒂固的有关老年形象中所反映的、相对应于每个人生阶段所特定的安排的中断（请参照Backes，1997年）。在社会中占有主要地位的“消极的老年形象”引起了人们的诟病，相反，人们认为应该用目前已经能够感觉到的多元化的老年生存状态来代替“消极的老年形象”（请参照Carls，1996年、2007年；von
Konratowitz，2001年）。约阿希姆·冯·康拉托维茨（Joachim
von Konratowitz）从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中有关老年的印象是可以任意支配的，即根据不同的利益要求，既可以是积极的老年的标准，也可以是消极的、含有歧视的对老年的理解（请参照von
Konratowitz，2001年）。当具体考虑到将老年特征归入特定的人生阶段时，就会产生所谓的“在规范上和工具上的不确定性”的问题（请参照Backes，1997年）。1982年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强有力地引起了削平由年龄所带来的，固定的生活世界界限的讨论，这本书探讨了一个“年龄无关紧要的社会”（请参照Neugarten，1982年）。
\\t有关老年的生命阶段有着越来越多的医学、社会和经济层面的问题值得思考。一方面，从现在的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标准的层面上来看，人们可以自由地安排他们的老年生活。但是，正因为如此，对于代际关系的角度而言，就会出现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任务分配方式的断裂，因为这些都是与生命阶段和年龄界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请参照Krappmann/Lepenies，1997年：第10页）。此外，以时间顺序为依据的年龄对于个体的生活和代际间的关系究竟有什么影响，到目前也还是完全不清楚的。另一方面，克劳迪·阿提亚斯·道福特（Claudine Attias-Donfut）也在对老年形象的多元化的讨论中强调，随着时间顺序上的老年变得不再重要，会产生这样的趋势，即依赖结构成为对所有年龄特征进行描述的中心（请参照Attias-Donfut，1991年：第367页）。在老年阶段，完全有可能会到达一个需要照顾的时间点，几乎每个人都会从某个时点开始需要照顾。退休阶段可能已经不再是“老年”阶段，而是在那之后还有下一个阶段—更大或者最大的年龄阶段，老年人应该是指平均年龄超过85岁的那群人了（请参照Clemens，2004年：第45页）。在这组人群中最有可能产生护理的需求（请参照Haberkern/Szydlik，2008年：第89页），而且，他们属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增长最强劲的年龄组（请参照BMFSFJ，2002年，第55页）。与此同时，柏林的老年人研究项目（BAS）进一步指出，80岁以上的人所呈现的形象是，随着身体状况的每况愈下和被护理的需求的不断增加，由于日益升高的老年痴呆症的患病率，许多老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其他人觉得他们完全变了一个人（请参照Mayer/Baltes/Baltes等，2010年：第651页）。这些简短的综述就已经表明，实现对在老年阶段的社会保险的保障，应该成为现代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毋庸置疑的目标。
\\t在德国，与之相关的最重要的政治性措施，是从1995年开始实施的所谓的护理保险。它被认为是与社会保险、退休保险、医疗保险和意外事故保险并列的第五大支柱。在护理保险得以实施之前，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对护理的需求就在强劲地增加，这些为医疗保险公司和社会救济组织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并且也从政治层面越来越有力地证明了，护理需求应该被作为一项风险来估量，并且对此应该具有与应对疾病、意外事故和失业一样的预防能力。但是，正如马蒂亚斯·达梅特（Matthias Dammert）所指出的，由于需要护理的人数仍将不断增加，因而出现了对“新的帮助文化”在政治上的推动，这样的政策充分地利用了能够提供非正式护理的家庭成员和金融资源，这不仅是对以私人帮助作为辅助手段的传统的更新，而且也体现着新的重点（请参照Dammert，2009年：第263页）。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出现社会差异的可能性的增加，这是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尤其是因为，个体的家庭生活历史和家庭关系状况是因人而异的（请参照同上出处：第268页）。不仅是对于照顾者，而且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照顾”对一个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着不断增强的影响，对此弗朗茨·克萨韦尔·考夫曼（Franz-Xaver Kaufmann）[2]认为，“一个家庭要照顾多少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个问题是决定社会不平等的中心要素（请参照Kaufmann，1993年：第96页）。崔得里克由此得出结论，他认为在受教育状况、收入、职业和阶层之外，一个家庭中的人口状况也是应该被纳入到社会结构分析之中的（请参照Szydlik，2007年：第78页）。
\\t那么护理保险到底是什么呢？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在2007年，列入护理保险中需要护理的人数比2005年增加了6%（从213万人增加到225万人）；而比起1999年增加了11%（请参照Statistisches
Bundesamt，2009年）。[3]护理保险中的基本原则是“门诊优先于住院”，以此力争使有护理需求的人能够尽可能长地在他所习惯的环境中，保持自主和融合性（BMG，2007年：第2页）。与此前相比，在2007年也并没有显现出更明显的“专业护理”的趋势：在1999年，72%有护理需求的人在家中得到照顾，而在2007年，这个数据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保持在68%。这68%在家中接受照顾的人当中，有22%的人得到来自门诊的护理服务，有46%的人收到的是护理金，也就是说，25%的人通常完全是由家庭成员照顾的（请参照Statistisches
Bundesamt，2009年）。[4]32%的老年人住在疗养院。[5]提供护理的家庭成员往往是女性，因而女人们一如既往地承担着大部分的护理和照顾任务—不仅是对后代，而且也包括前辈（请参照同上出处）。出于这个原因，可以说老年是双重女性化的，因为不仅大部分的老年人是女人，而且他们也往往都由女人来照顾—无论是作为亲属还是来自专业的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
\\t有关私人的护理服务和公共的护理服务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在“挤入”（crowding-in）以及“排挤”（crowding-out）的论题下进行讨论的（请参照Ostner，2004年）。“排挤”论点的假设是，由于福利社会不断地承担着家庭的服务功能，而使得家庭内部的互助潜力降低了。与之相反，“挤入”假说则认为福利社会的服务恰恰加强和刺激了家庭中的互助性。玛蒂娜·勃兰特（Martina Brandt）通过对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SHARE））项目中的欧洲部分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目前已有的数据既没有表明无限制的“挤入”现象，也不能证明“排挤”假设（请参照Brandt，2009年：第147页）。但是，随着福利国家的不断扩建，的确一部分义务照顾被替换了（请参照同上出处）。
\\t在人一生的最后阶段以及与之相关的世代间照顾也包括面对临终和死亡这两种情况。而临终和死亡的面貌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曾经在这个阶段非常显著的宗教仪式和象征现在变得比较罕见了（请参照Ariès，1987年）。从20世纪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在医院或者养老院、疗养院中去世。例如，在2005年去世的人中，有47.5%的人年龄为80岁或以上，在他们之中有47.3%的人在医院辞世（请参照Gckenjan，2008年：第9页）。在医院中的临终阶段往往充满着矛盾的情感。从医生和护理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往往会建议使用医疗技术手段，从医疗技术的角度来看患者仍然是可以继续治疗的（请参照Feldmann，2004年：第166页）。但是，这些通常只是延长了临终的过程，这只是一个意识模糊或失去意识的阶段，也就是莎朗·考夫曼（Sharon R. Kaufman）[6]所说的在活着和死去之间的“灰色地带”，在这个阶段家庭成员很难区分临终者是活着、死去还是痛苦（请参照Kaufman，2005年：第62页）。由于不能确定临终者的状态，对于临终者、亲属和照顾者来说，都需要较长的停顿时间或者说是思考时间，这会对临终者、亲属和照顾者产生“当下变得支离破碎”的影响（请参照Saake，2008年：第6页）。在医疗环境中的死亡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充满矛盾的社会过程。
\\t在现代社会中，临终环境的巨大变化，是否带来了临终和死亡的被排斥或者变为忌讳，有关这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一方面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7]在他的《死亡的历史》（Geschichte
des Todes）中描述了死亡从中世纪的“在家中去世”变成了具有宗教精神含义的、仪式性的、集体性的终结形式，之后又通过医疗化和医院化的过程转变为“在医院中的去世”（请参照Ariès，1987年：第728页）。这种从公共空间中“取消公民资格”使得死亡成为一件世俗的、心理方面的任务（请参照同上出处：第741页）。因此，意味着失去社会角色和参与社会事务机会的“社会性死亡”的过程，可能在真正死亡之前的好几年就已经开始了，正如诺博特·伊里亚思（Norbert Elias）[8]在《我们社会的临终者的孤寂》（Die
Einsamkeit der Sterbenden in unseren W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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