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时段和大视野角度对冷战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发展演变、基本特征、战略影响以及未来走势做了全景式描述。该书还重点分析了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对中国崛起的影响以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张国帅，生于河北保定，法学博士，现为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教师。2012年赴美国玛瑞埃塔学院交流访问，2015年赴丹麦奥尔堡大学访问学习。研究领域主要为中美关系、国际关系理论。主持或参加校、部级科研项目数项，出版及发表论文、译著、编著共十余项。
本书重点分析美国的亚太联盟以及中国的战略应对。结合这一行文思路，笔者将下面几个概念视为核心概念。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该书的写作搭建一个必要的概念平台，突出其主旨和重点。此外，国际政治概念往往具有多重性，在此部分，笔者也会厘清这些核心概念在本书中的适用范围。
1联盟
联盟是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国内外的学界都十分重视联盟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联盟通常被认为是不同国家为了应对外部威胁、扩增国家实力、增加战略筹码、维护国家利益而组成的联合体。它是一个国家获取“安全感”的重要平台和手段之一。不同联盟之间的斗争贯穿于多国体系形成以来的整个人类历史，它对大国的兴衰、地区的稳定以及国际格局的塑造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联盟的认知，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学派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它们从各自的研究范式出发，对联盟的起源、管理、功能以及瓦解都做了详细的阐释。
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学者强调联盟与权力平衡的关系参见Hans JMorgenthau,“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 Arnold Wolfers ed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59，pp184-212。他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就专门讨论了联盟问题，认为在“多国体系内，联盟必然具有平衡权力的功能”\[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传统现实主义学者在研究联盟理论时看中的是权力和利益，并不看好意识形态，正像摩根索本人所讲的那样，“同物质利益无关的纯意识形态联盟只能是不成功的联盟”\[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传统现实主义学者的许多涉及联盟的理论在历经数十年的实践考验之后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新现实主义学者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又进行了不少修正。尽管沃尔兹并未系统地阐释联盟理论，但他关于“国家对权力的追求远远胜过对安全的追求”参见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ass：Addison Wesley，1979,“Introduction”的观点仍给其他新现实主义学者带来了有益的启迪。沃尔兹的学生沃尔特认为一个国家对外部威胁的反应既可能是“制衡”(balancing)也有可能是“见风使舵”（bandwagoning），进而他以“威胁平衡”（balance of threat）的概念取代了“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新现实主义的其他学者又相继提出了与联盟理论相关的“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s）、“抛弃”（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等概念。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学者分别从制度层面和认同层面解释联盟。自由制度主义学者认为高度制度化的联盟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力更强，制度化可以减少联盟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联盟成员的合作，从而实现成员的最大利益。在联盟问题上，建构主义学者认为，规范、认同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在联盟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具有极强影响力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认同。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联盟理论：进展与争论”，《欧洲》，1999年第5期。
关于联盟的定义，有的学者侧重从军事角度定义这一概念，如美国学者阿诺德·沃尔弗斯就认为，“联盟是指两个或者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就军事援助问题作出的承诺。它与松散的合作协议迥然不同，因为一国一旦与他国签订了含有军事承诺的协议，便要承担与该国共同抗敌的义务。”See Arnold Wolfers,“Alliances”,in David LSills，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New York：Macmillan，1968，pp268-269格林·施奈德则从“威胁”角度定义联盟。他认为联盟是“一种正式的联合，是两国或者多个国家为了应对外来威胁而组建起来的”。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6相比之下，斯蒂芬·沃尔特对“联盟”的界定要宽泛一些，他认为“联盟是指两个或更多主权国家之间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在《联盟的起源》一书中，他解释道，如果不对联盟进行宽泛的定义，研究者就会失去很多富有价值的案例。此外，不能将条约的签订作为判定联盟形成的唯一要素，因为有些国家之间虽然没有签订正式的联盟条约，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密切的联盟关系。美国和以色列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由此，沃尔特把在安全方面非正式的安排也看作是联盟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这种联盟不一定以签订正式的盟约为前提。同上书。对于这种宽泛的定义，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罗伯特·奥斯古德教授（Robert Osgood）也持支持态度，他认为“一个联盟的根本性质和实际意义很难在正式的军事协议或条约中体现出来。这一点正如婚姻一样，那一纸文书很少能够体现婚姻的实质”。Robert Osgood，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8，p18综上所述，美国学者在处理“联盟”这一概念时很少受教条主义的影响，他们更倾向于从实际出发，不对联盟进行精细化定义，既将有正式条约和协议的国家间的合作与承诺视为联盟的体现，也将那些有实际联盟内容，但并没有签署正式协议或作出承诺的国家间关系视为一种联盟关系。
在本书中，作者也倾向于对“联盟”进行宽泛的理解。也就是说，结合联盟战略的实践，只要国与国之间在安全和军事领域中做出了某种合作的承诺，当其中一方或几方面临外部威胁时，做出承诺的其他国家负有使用武力或者考虑使用武力的义务时，则这些国家之间就构成了某种程度的联盟关系。美国和新加坡的关系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和新加坡虽然没有签订正式的联盟协议，但由于两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军事合作，人们仍将新加坡视为美国的“准联盟”国家。新加坡对于美国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美国在东南亚的传统盟友泰国和菲律宾。
另需指出的是，英语的“alliance”一词既可以被翻译成中文的“联盟”，也可以被翻译成“同盟”，两者词义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国内的研究者多数也是交叉使用“联盟”和“同盟”。本书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使用“联盟”一词，但有些国内学者或者译著会使用“同盟”一词，本书在引用时不做修改。
2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层次
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在20世纪50年代全面阐释了“安全共同体”这一概念。在他看来，安全共同体是实现了“一体化”的集团，集团的成员不再彼此争夺物质利益，而是通过其他方式解决成员之间的争端。Karl WDeutsch and Sidney ABurrell，eta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pp5-6“多元型安全共同体”是“安全共同体”的一种类型，是指成员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前提下开展合作。美国的亚太联盟被美国依据自身的战略需求、盟国的实力地位等因素分为不同的层级。在这种层级划分中，美日联盟、美韩联盟和美澳联盟处在中心地位。这三组双边联盟与多元型安全共同体非常相似，是一种建立在广泛的认同感和相互依赖之上的利益共同体，它们构成了美国亚太联盟的核心部分。美日和美韩联盟对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至关重要，是美国“制约”和“遏制”中国以及应对朝鲜威胁的利器。美澳联盟则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另一重要支柱，是美国用以应对南海紧张局势的重要工具。这三组双边联盟，以日本和澳大利为“北锚”和“南锚”，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一张合围中国的大网，其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中间层次是美菲联盟和美泰联盟，虽说菲律宾和泰国与美国保持着极为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和美国战略需求的原因，它们的重要性远远不如上述三国，经常被称为美国的“二流盟国”或“次要盟国”。此外，以新加坡和印度为代表的包括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在内的一些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并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国，处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最外层。它们虽说与美国没有正式的联盟关系，但均是与美国的安全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可以说，美国正是根据其盟国和安全伙伴的战略地位对其亚太联盟体系进行层级化管理的。
本书在论及美国的亚太联盟时以美日联盟、美韩联盟和美澳联盟为中心。这三组双边联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支柱和核心，梳理它们的起源、发展和未来走势对宏观理解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随着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发展，美国逐渐意识到单凭其在亚太地区打造的双边军事联盟已无法应对诸如朝核危机、打击恐怖主义等全球性安全问题。于是，它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层面大力推进与安全伙伴的关系，并积极参与并主导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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